SDG智享会 | 秦朔：新冠疫情与新商业文明（下）

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博士。1990年至2004年在广州《南风窗》杂志工作，1997年起担任总编辑，领导《南风窗》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政经杂志。2004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创刊后任总编辑。2009年底任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著有《大脑风暴》、《传播成功学》、《感动中国》、《美国秀》、《大变局》、《告别GDP崇拜》等著作。2015年8月，秦朔创立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和新媒体“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是一个新媒体与专业服务品牌，内容聚焦于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重点关注全球财经商业热点、企业家精神、创新与发明创造、商业文明探索等领域。

任剑琼主要从事文化娱乐、消费升级、智能网联等领域的股权投资工作。曾任上海最大科技产业园区文化控股公司总经理、上海通用汽车营销事业部高管、宣亚国际传播集团CEO等职务。2014年发起种子计划公益项目，2018年启动种子计划升级版——破土而出。她也是社投盟共闯加速营常驻公益导师。

黎江从业36年，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金融IT、数据中心和产业规划与实施、IT战略与治理、产品创新与研发技术管理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

王德英先生是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博时基金（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在金融行业拥有超过18年的从业经验。王德英拥有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他于2000年加入博时基金，历任行政管理部副经理、电脑部副经理、信息技术部总经理。他推进社投盟与博时合作，联合发布全球首只可持续发展主题的被动型基金产品——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

任剑琼：如何看待中国在数字变革浪潮中的机遇和挑战？

黎江：目前，科技行业尤其是中国的科技行业，是很受打击的，特别是受到美国政治家的压力和打击。这影响的不仅仅是科技行业本身，更影响权利和法律。新应用（5G和数字货币等）在推广到全球的过程中，携带了许多政治家所贴的标签。我个人十分认同秦总的观点。面对上述情况，我们应该回到商业文明的角度去思考、去重构评价体系。

此外，价值观的作用越来越大。当然，我认为“讲政治”的价值观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扭转，但重塑规则、重塑信用、尽量减少政治化干扰的需求是非常急切的。

任剑琼：博时基金是最早提出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的基金之一。目前，面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您能否从基本面、资金面和情绪面这三个层面来分析一下股市的受到的冲击呢？

王德英：博时基金认可的价值投资理念主要以基本面深度研究为基础，同时结合市场的流动性、估值水平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近几年来，博时基金把先前的价值投资理念进一步拓展为价值投资、责任投资、产品投资三位一体。从投资的本质层面来看，三个理念是相通的。

基本面决定股市的价值中枢和估值中枢，而资金面、流动性和信息面决定弹性空间。从基本面来说，其核心是对国内外宏观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其实在这次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已经进入相对低增长的阶段。疫情为全球经济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市场比较一致的预期是全球经济活动会受到明显冲击，需求端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加突出。

但不同国家地区经济所受到的影响不同，恢复的进程差异比较大。比如国内由于疫情控制较好，经济活动已经得到恢复。对比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目前疫情还处于延续阶段，所以经济恢复可能相对滞后。

从资金面来说，全球政府都希望通过一些货币宽松、财政积极的措施来阶段性大幅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具体到中国国内，今年以来资金面相对宽松，资本市场流动性更加充裕；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国内股市同全球其他资本市场表现相比更为突出，其核心因素也是充足流动性的支持，而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完全反应。总结来说，资金面的影响可能更大。

从情绪面来说，全球对疫情的判断和预期已经经过了最初的恐慌阶段。因此，从国内股市来看，年初到现在大盘指数虽然小幅下跌，但创业板、科技、医药等板块的涨幅还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显示出市场风险偏好处于较高水平，投资者的情绪也在充裕的流动性背景下相对积极。

因此，虽然不同阶段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不同，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内，资金面和情绪面起到的作用会比基本面更大。

任剑琼：在中国，除了华为，还有哪些龙头企业具备能力进行要素组合、完成全球化布局，或者你期待有哪些企业会成为华为这样的公司？

黎江：我觉得现在可能很难预料。目前商业模式的设计和价值体系重构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未来怎样去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一个难题。这是一个需要企业加上市场力量相互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的问题。目前情况下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需要有一些重新的考虑和调整，比如要考虑在产品和商品背后有哪些文明的要素。

任剑琼：博时基金和社投盟联合首发了全球开放式指数基金——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它现实的市场表现如何？我觉得它可能会引导更多上市公司慢慢走向“文明资产负债表”，成为引领性的风向标和未来公司经营的核心驱动力。

王德英：从指数的长期表现来看是非常好的，每年能够跑赢沪深300约3%到4%。这显示出可持续发展的筛选指标能够创造超额收益。

当然任何指数或者策略从短期来看也会有波动性，因为市场的风格是在切换的。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综合考虑到财务价值和社会价值，它整体的表现是偏价值风格一点，所以在基本面的风险比较低。

在与上市公司交流的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中国上市公司越来越关注和重视ESG和SDG指标体系。然而，可持续发展领域国内的企业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

任剑琼：新商业文明究竟能否到来？

秦朔：实现新商业文明还需要做很多努力。我的的确确注意到一些电信欺诈和金融诈骗事件的发生。然而，如今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更多企业和个人找到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又是乐观的。这种乐观更多来自于我与企业实实在在的交流。在充分竞争环境下，依然存在不忘初心的企业，它们有极强的组织力和领导力，愿意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已经超越了财富层面的追求，在危机面前这些公司的确会有更长远的发展性。

但是现在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总会讨论什么行业、市场规模如何，然后潜移默化地让所有人都停留在功利主义的层面。我不认为这样是商业文明的初心。

我认为“3A模型”可以很好地表达这份初心。“3A”的每个“A”核心都是“人”，要做出一些正向的价值贡献。

从这个角度来认知商业和工作的意义时，人们也会获得丰富的快乐感和充实感。用这样的理念带动组织前进的优秀公司会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近。

专家提问：中国头部企业的企业家和美国企业家之间有哪些不同点？如果说要改善现代商业文明，有哪些东西是中国企业家需要继续学习的？

秦朔：过去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中，中美合作对于全球的商业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认为，其实美国最优秀的一些特质在中国得到了真正放大，比如创业精神和奋斗精神。

其实目前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就在眼前：在美国可能要放弃承担全球责任、推动全球商业文明之时，中国有机会去承担商业文明传播的责任。

专家提问：民间和社会组织如何对商业文明价值最大化起到正向的激励作用？

秦朔：我认为社会组织未来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商业文明的觉醒。美国也是在经历了镀金时代后真正形成了社会力量，形成社会与商业力量的平衡。进步主义阶段里，美国社会和政府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来制约野蛮生长。

然而，当前中国政府对社会力量并没有最大化协同合作。事实上，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应该合力起来。

王平主席：今天听了秦老师的分享，我有很大收获，感觉秦老师的思想又有新的升华和高度。秦老师的分享主旨和友成所倡导的理念高度一致，这使我引起强烈共鸣。美国留学归来后，我就始终在思考现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包括环境的不可持续和社会的不可持续。所以在基金会建立之时，我们就提出更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的发展道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研发了“3A三力”社会价值评估标准。今天秦老师也不断提及这个评估标准，这说明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人，表达出我们一直倡导的推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并在疫情期间达到高潮。

秦老师提及关于全球化三个阶段的时候，我马上就思考到三个阶段的关系：讲规律就是更有效率，讲规则就是更公平，讲信任就是更可持续。如果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那么就是实现了新商业文明。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秦老师是看好中国的。我也对此持有乐观的态度。虽然会经历很大困难，但一群有相同理念的精英还在。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可以推动这个趋势--新商业文明的趋势、新生态文明的趋势，或者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

所以，我特别希望今后我们携手进一步来推动这个趋势。对于社投盟来说，对于秦老师以及在座有影响力的嘉宾和专家来说，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任剑琼：秦朔在“路，是光照亮的”一文中写到：悲观主义者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一样的技术。乐观主义说，再大的危机也大不过人类觉醒的力量。

他本人站在乐观主义者一边。王平理事长把Aim、 Approach、 Action作为中国探索长期价值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Aim是有的，Approach各有各的探索。但最重要的，是Take 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