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G智享会 | 秦朔：新冠疫情与新商业文明（上）

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博士。1990年至2004年在广州《南风窗》杂志工作，1997年起担任总编辑，领导《南风窗》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政经杂志。2004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创刊后任总编辑。2009年底任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著有《大脑风暴》、《传播成功学》、《感动中国》、《美国秀》、《大变局》、《告别GDP崇拜》等著作。2015年8月，秦朔创立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和新媒体“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是一个新媒体与专业服务品牌，内容聚焦于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重点关注全球财经商业热点、企业家精神、创新与发明创造、商业文明探索等领域。

任剑琼主要从事文化娱乐、消费升级、智能网联等领域的股权投资工作。曾任上海最大科技产业园区文化控股公司总经理、上海通用汽车营销事业部高管、宣亚国际传播集团CEO等职务。2014年发起种子计划公益项目，2018年启动种子计划升级版——破土而出。也担任社投盟共闯加速营常驻公益导师。

黎江从业36年，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金融IT、数据中心和产业规划与实施、IT战略与治理、产品创新与研发技术管理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

王德英是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博时基金（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在金融行业拥有超过18年的从业经验。王德英拥有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他于2000年加入博时基金，历任行政管理部副经理、电脑部副经理、信息技术部总经理。他推进社投盟与博时合作，联合发布全球首只可持续发展主题的被动型基金产品——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

智享会全文上篇分享如下：

21世纪发生了三件大事，分别是911事件、次贷危机以及新冠疫情。4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称“不应该期望在12个月或更短时间内看到疫苗的出现”，由此可以推测新冠疫情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供应链以及社会带来深刻影响。

与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北非蝗灾一样，流行性病毒疫情的爆发与气候变化高度相关。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的频发会加剧物种变异，滋生新型病毒并加剧其蔓延，在一定条件下通过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气候变暖导致世界各地的冰川缩小，有可能释放人类未知的古老病毒并对人类造成威胁。

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统计分析，2019年全球年均气温比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1.1℃，2010-2019年则是相关记载中温度最高的十年。冰川的加速融化使海平面正以平均每年3.6mm的速度上升，而海水中的酸性物质也比工业化初期增加了26%。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处于历史高位，达到330亿吨，相比1990年增长了60.8%。

全球气候的变化和重大疫情的爆发已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巨大威胁，促使我们思考经济繁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引发我们对于商业文明的反思。

什么是商业文明？其根本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创造。商业文明也指在商业活动中可积累、可延展的创新性的制度、模式、产品和服务，其目标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根据我以往的研究，我认为1776年是商业文明的起始点。1776年，亚当斯密的著名经济学著作《国富论》首次出版，体现了通过分工和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财富的基本逻辑。同年，美国的独立宣言由大陆会议出席代表共同签署，表明制度资本对于商业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人们对于生命权、自由权和幸福的追求，在产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激发。1776年也是瓦特往复式蒸汽机的诞生之年，同时也是瓦特公司运用专利权和风险投资，将科学技术和市场化结合在一起的开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业文明从微观角度是与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相关联的，从宏观角度是与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程度、普遍价值观念相关联的。

关于商业文明，新冠疫情引发我们哪些更深的反思呢？我认为有四个方面，分别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商业与社会的关系和全球化背景下商业自身的演化变迁。

1. 人与自然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4月份经济数据显示，复工后80%的工业企业产能使用率恢复到50%以上，而在服务业产能恢复到50%以上的企业只占总体的70%左右，建筑业则更低。事实上，这些数据表明，整体经济活力跟去年同比还是萎缩的，这也是中国乃至全球开始负增长的根源。

自然仿佛用疫情这种骤发式突然叫停的方法，阻碍人们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于是，疫情促使我们去思考今天人类的增长模式地球是否能够承受；过去GDP至上、产值至上的模式，是否是人类发展的最佳模式。

2.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新冠疫情加剧了人与人、国与国的疏离与冲突。美国严厉指责世卫组织（WHO）没有及时获取和分享疫情信息，前不久已暂停对于世卫组织的资助。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并在推特账号上公开发布该信，威胁如果世卫组织在30天内不做出“重大实质改革”，美国将永久停止向该组织提供资金，并退出世卫组织，要另起炉灶。

除美国政府外，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对世卫组织也曾进行大量自愿捐助，高达5亿美元。如果美国退出世卫组织，那么现代国际基本秩序可能会因为疫情而打乱。

3. 商业与社会的关系

商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和资本收益最大化，全球性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乐施会（Oxfam）今年初发布报告称，全球前2153个亿万富翁的财富加起来超过46亿人的总和。如果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在慢慢地贫困化，贫困阶层在慢慢地边缘化，那么这将是十分糟糕的。

去年，181家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签署《公司宗旨宣言书》，重新定义了一个公司运营的宗旨。他们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份新声明更好地体现了现代企业应该采用的运营方式：除了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公司在改善社会方面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4. 全球化背景下商业自身的演化变迁

第一阶段是“讲规律的阶段”。冷战结束后，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型为全球公司，按照成本、规模、效率等要素特点把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此时遵循的是“生意的规律”，就是看哪里有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竞争机制与效率优势、投入产出与效益优势。中国在这个阶段中成为世界工厂。

第二阶段是“讲规则的阶段”。最近10年全球型公司强化合规竞争。这时讲的是“生意的生意”，要求企业遵守外部法规及监管规定，并兑现自身关于合规的承诺。例如，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重罚；2017年大众集团在美国就尾气排放造假的“排放门”事件向司法部门认罪，累计被罚超过240亿美元；2019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认罚50亿美元，以结束因为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收集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所引发的隐私调查。前两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调查案件也属此类。

第三阶段是“讲信任的阶段”，更加关注地缘政治利益、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自主发展、价值观因素。这是“和谁做生意”的阶段。为了保障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降低供应链对单一国家过高的依存度，并对愿意回流、在岸生产给予补贴。多国出台法令和政策，防范本国的科技公司、研发机构、战略性资产、关键基础设施等被外国资本收购。以合规、经济制度、价值观等为口号，对某些国家的企业抑制和打压。

如果存在文明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企业应该尽可能降低环境破坏、不合规生产的“负债”，增加创新价值、可持续发展的正向“资产”。希望疫情过后，中国企业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从文明的大视野角度，践行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的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可能是在应对各种挑战时唯一长期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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