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影响力投资国际共识与中国实践

自2007年概念明确时起，影响力投资的先行实践者们经历了一段混淆、辩论、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关于狭义与广义影响力定义的两派之争，也出现过对于影响力投资是否必然意味着以牺牲财务回报换取社会回报的假设之争。然而，大量实践活动的发生、数据及案例（包括成功和失败案例）收集过程中，结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

13年来，全球影响力投资行业的主要推动者在理念上、实践上的探索和无国界的交流，为我们在中国摸索可行的影响力投资实践方式搭建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如今看到投身其中的践行者类型已越来越丰富，包括被称之为“使命资本”及“耐心资本”的投资机构——其以私募基金为主，保险、银行及综合性金融机构，慈善机构，养老基金，发展性金融机构，金融中介与第三方服务机构，国际政策型机构，各类行业协会组织，以及行业生态中的根基——带着社会使命去经营可持续商业的企业家们。

自此，国际市场对于影响力投资的理解已在各国业内人士中形成了基本共识。我们观察认为，这些共识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

1. 从影响力的体现方式看，任何具有影响力目标的活动须最后实现于效果，影响力投资者认可并致力于对实现效果进行一定方式的度量。

2. 从影响力投资可作用的领域看，其解决的社会问题虽然常常涉及最缺乏自发商业市场、又最有公共挑战性的领域，但采用创新型的投资设计和管理（包括对特殊市场机会的挖掘、科技的运用、金融产品设计和政策创新）可将这些领域变成最有商业机会的领域。同时，现有商业市场对于社会目标关注的不足也使其成为了影响力投资发挥作用的广阔领域。

3. 从影响力投资者双目标要求间的关系看，市场水平的财务回报和实现社会改善效果的影响力双目标之间并不一定总是相抵触和需要取舍的，影响力投资者既包含让益型，也包含非让益型。

4. 从资产类别看，影响力投资机会广泛存在于不同资产类别中，并可以创造性的投资工具来实现。

5. 将影响力投资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去建立和发展是必要前提。这不仅有利于从业者的自我身份认同，更有利于统一话语体系，从而能尽快规模化行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中介服务，降低行业所面临的较高交易成本。在将影响力投资的核心要素清晰、操作向规范化发展的前提下，其理念方法将可以有效的与不同的资产类别结合应用于全球金融投资市场中，最终在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资产组合中有不同层次及方式的体现。

目前中国社会，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机构在解决复杂多层次的社会目标问题上，一直以来是绝对的主要力量。但近年来，尤其以民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大量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上做出了大量积极工作。

此外，中国资本市场作为私人部门的代表之一，近十多年来也发生过一些规模化的、承担社会性目标的营利资本运动，包括旨在以市场机制取代行政手段支持新能源开发和节能减排等低碳项目的绿色金融产业（如绿色债券、基金、信托、股票的发行）。监管方对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CSR）由自愿到强制性、定性到定量的披露要求，以及市场上ESG等主题基金的设立及发售。

这些或强制要求、或积极鼓励资本和实体履行社会目标责任的现实发展，均为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环境基础，并为更多元地吸引企业、主流金融市场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层次市场参与影响力投资提供了一定入口。以市场创新工具以解决环境问题，例如绿色金融部分产品的设计、推广，更是与影响力核心原则有高度重合之处。

然而，影响力投资与前述这类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不同的本质仍然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影响力投资旨在产生积极社会及环境影响力的企业、组织及投资者，需要明确的将其作为核心目标之一，策略化的将其直接反映到日常主要经营或投资活动中，通过整合性的工作流程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对目标--效果实现路径的有效性进行持续检验和及时、必要的调整。

目前，在中国从事符合这个本质的影响力投资活动的金融机构、企业、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并不多，国内相关领域的活动处在零散式创新的产业发展第一阶段。然而从中国社会当前现实看来，我们认为至少有三大动力，是影响力投资可从零散式创新发展到市场初步建立的重要土壤。

动力一：当前中国模式下解决社会目标，主要依赖于财政支出分配的有效性，然而公共财政支出用于目标达成的效率、效果如何把控，在分配有效的前提下依然会是一个重要挑战。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正式发布，提出要在中国全方位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各级政府收支预算、部门和单位预算收支全面纳入绩效管理，建立绩效评估机制，明确硬化预算绩效管理约束和问责制，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确保财政资源高效配置，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影响力投资作为一种以市场手段结合社会、环境目标实现的投资方式，强调以主动解决方案设立投资目标，并采用透明、量化、可问责的投资绩效的评估及优化体系来达成。对影响力投资这个特性加以有效应用，可拓宽政府直接或间接达成社会目标的方式，并加强其对于目标结果的有效把控。

例如基于绩效给付（pay for success）机制影响力债券的创新应用，是政府借助私人资本、通过第三方机构实现社会目标有效达成，并最大程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优秀创新之一，在国外已有一定数量的成功案例。同时，政府也可探索直接或间接参与影响力股权投资的不同形式。

这些变革的触发点来自对资本市场对风险的重新理解。类似资本主义市场里近年来从可持续、责任投资、ESG投资角度对于投资风险策略重新衡量的潮流，国内企业及其投资者也表现出对将可持续性、社会性目标纳入风险收益考量的极大热情，其认为这样做的现实意义，除了以减少单一目标引起的长期、多重风险，提升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

在2019瑞银亚洲慈善峰会上的可持续投资探讨及数据显示，可持续投资在近几年成为热门话题，中国投资者认可参与可持续投资比例高达83%。此外，全球市场可持续投资配置比例平均为36%，而在中国市场，这个比例高达60%。渣打银行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高净值投资者进行可持续投资的首要原因除了期望参与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也包含投资分散和更好的风险管理。

动力三：中国人口结构及代际趋势变化开始倾向投资的社会目标属性。类似全球诸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及新生代特点的体现，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也开始在其职业选择、生活及消费方式上越来越多的看重社会性。他们时刻会考虑自身个体行为及决策对于社会所造成的潜在影响，甚至将各种社会目标纳入其日常工作和生活决策中。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这些年轻一代的新思维和观念模式意味着他们对社会中每个个体作为“agent“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们倾向认同的观念是，每个个体都可以是社会中的"agency of change"。

瑞银集团UBS于2018年开展的全球10大市场（含中国）高净值投资者调查观察发现：中国市场上79%受调查的年轻投资者（34岁以下）对将其资产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投资有浓厚兴趣，这个比例高于所有被调查市场整体水平（60%）。另外，86%的被调查投资者表示其愿意在能看到投资所产生的积极社会影响高于传统投资的情况下，放弃较高的财务回报率。说明其对社会影响力的重视并不一定低于财务回报。

影响力投资兼顾财务及社会回报双重目标的核心理念，使得它成为满足这些潜在新需求的重要工具之一。尤其在于解决投资者信任、从而真正调动起资产配置变化的问题上，影响力投资方法的所要求的纪律性、效果与目标的统一、高透明度、及其可度量验证的特点，将有可能使其成为市场上难得的满足对双目标投资有较高要求的投资方式。

2019年的GIIN影响力投资者调查显示，83%的受调查投资机构将客户需求列为其进行影响力投资的首要或者比较重要的原因，这充分反映了需求端对影响力投资繁荣增长的间接推动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市场个人口代际结构和倾向性的变化，将显著影响未来二十年金融资本市场产品的消费需求倾向。中国资本市场在中长期也将需要提供越来越多带有社会目标属性、同时能够较好的体现其目标实现效果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最后，从大背景来看，影响力投资所看重的以市场化的可持续性方式解决社会及环境问题，以及影响力投资要实现社会目标所必须要依赖的内在创新性，完全契合实现中国社会长远目标（中国梦）所需要的方向和精神。

社投盟主席马蔚华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影响力投资应该、也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得到进一步孵化、发展，而社会各界对于影响力投资需求方的态度与回应，也可能会长远地影响未来中国金融服务如何被消费。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关于引导资本向善的热烈讨论，然而国内公共媒体上关于“何为影响力投资”的探讨显示出市场对其的理解仍时而呈现一定程度的混淆，比如将慈善公益创投、扶贫等活动和影响力投资并不加以明确区分。

从国内生态系统中看，当前市场上实际参与或有计划影响力投资活动的群体并不大，主要包括一些社会创投基金、孵化加速器、影响力基金，及部分非公募基金会。从市场支持环境和第三方服务基础设施来看，国内部分省市政府（如顺德、成都、深圳等）对于社企创业投资的态度明确并有相应的大力支持。国内第三方服务初具雏形，但尽调投资批准前、投后尚未实现明显的专业化，其主要包括一些社企孵化器、加速器、咨询公司，以及旨在促进社会价值挖掘的 NGO 和行业协会组织。

从国内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总结看来，国内市场对于影响力投资和其他投资方式已经做了一定程度概念上的区分，国内关于影响力投资的共识主要体现将其作为社会投资的一种子模式来看待，并主要局限于一级市场及早期社会企业范畴。对于影响力投资作为一种单独投资理念方式的核心要素，尚未作较为明确的界定。探讨对于影响力投资的“主动意向性”并未过于强调，也尚未充分预见影响力投资在不同资产类别上广泛发展的未来。同时，我们注意到国内市场影响力投资领域对于标准设立的提及并不多，影响力度量评估体系还未在投资机构间普遍采用，其信息透明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对于影响力投资相关标准及评估体系，近两年国内一些影响力投资的论坛会议及圆桌辩论有所部分涉及。一些影响力投资专著项目，如亿方公益基金会资助的机构“善与“针尖对麦芒“，邓锋、汪潮涌、张醒生等著名投资人激辩影响力投资，中国慈善家杂志公众号2018年12月23日文章志”，其中也有一定海内外学者和行业精英策划和撰写探讨影响力投资关于标准、评估体系的小文章。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自身也开展了影响力投资领域的专访系列及专项研究，旨在促进共识的进一步形成和深化。

鉴于当前国内影响力投资正处在早期发散点式创新阶段开始缓慢向市场建立阶段过渡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培育及加强市场对影响力投资的全面认知，沟通促成市场共识的形成，以及推动建立必要的标准，正是可使当前过渡阶段有效提速的重要前提。然而目前市场上尚不存在一家有足够凝聚力的行业机构来引领并整体推动这些需求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小范围摸底调查发现，国内部分积极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已经倾向认同国际共识下的影响力投资理念，或者期望以此为基础能达成某种适合中国市场的领域共识，并保持和国际市场话语体系沟通的相对通畅。

影响力投资概念摸底调查

禹闳资本创始人唐荣汉在南方周末采访时认为，一些主流投资机构虽然尚不了解“影响力投资”的具体内涵，却在践行“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求社会与环境效益”的内涵。禹闳资本自身也在最近开始实践更为系统的影响力管理架构，在其投资策略制定、决策和管理中执行十一条原则。

道资本和道夫子食品国际创始人张涛认为，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影响力投资？更多地从环保和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不分国界的，中国的问题不解决，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也没法解决。很多国外的资金对中国确实不太了解，不知道怎么做，如何入手。道资本自身也在努力催化影响力投资项目。

部分国内市场影响力投资机构对其投资活动及目标描述

在这些多方实践及行业更为集中有效探讨共同作用之下，我们乐观的期待并也希望为国内市场共识的进一步深化形成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资料：

【1】he effect of study strategies on learning from text, Kirsti Lonka et al, 1994

【2】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公司多元化发展——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冯业栋，宋增基，2019

【3】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变迁中的上市公司责任，巴曙松，2019年2月28日发表于其财新博客

【4】2018亚洲可持续投资回顾，https://www.sc.com/privatebank/en/campaign/sustainable-investing/av/asiasustainable-investing-review-sc.pdf （链接2020年4月有效）

【5】In social sciences, agency refers to the capacity of individuals to act independently and to make their own free choices and control their lives. Many interventions aim to increase the agency of the beneficiaries, not just achieve specific outcomes. Practice & Source: Oxford Living Dictionaries

【6】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 28 UBS全球投资者观察调研，2018，https://www.ubs.com/cn/en/ubs-china/wealth-management/ourapproach/investor-watch/2018/return-on-values.html （链接2020年3月有效）

【7】“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is simply good business”，GIIN原表述

【8】“评估和面向结果管理的关键术语“经济合作发展组织，2014，https://www.oecd.org/development/evaluation/18074294.pdf （2020 年 3 月链接有效）

【9】“针尖对麦芒“，邓锋、汪潮涌、张醒生等著名投资人激辩影响力投资，中国慈善家杂志公众号2018年12月23日文章

【10】http://www.infzm.com/contents/147980 （2020 年 4 月链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