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平安银行：从社会责任报告到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转变

从CSR报告到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转变历程

2020年2月14日，位列2019中国上市公司500强第31位的平安银行发布了《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1]。这是该行首次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在此之前，平安银行已连续10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简写作CSR报告）。

CSR报告是企业披露其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主要形式，也是利益相关方获取企业非财务信息，了解企业经营活动外部性的重要窗口。我国最早提及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规则是2006年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而仅有35家上市公司于次年发布了200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其中深交所上市公司23家，上交所上市公司12家）。

如今，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重视CSR报告：截至2019年9月底，共有945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2018年度CSR报告，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6%。

图1   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布CSR报告的数量（2006年-2019年）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Choice、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我国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起点可追溯到2006年，在上交所上市的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2005可持续发展报告》，早于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但早期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源于2000年后开始出现的环境报告[2]，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并不深刻。

之后，中海油田（2007年）、中石油（2010年）等能源巨头也开始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当时这些企业披露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多关注于环境因素（受其主营业务影响）[3]。

2010年后，随着ESG理念兴起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正式提出，国内上市公司（尤其是同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对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关注日益增长：中兴通讯（2015年）、金风科技（2017年）、中信银行（2019年）等上市公司开始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截至2020年2月底，共有18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过可持续发展报告。

具体到平安银行所属的银行业，监管层对其披露非财务信息的要求较高、提出时间较早，例如：2008年12月，上交所在《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中就要求金融类公司必须披露CSR报告——商业银行也成为最早强制披露CSR报告的三类公司之一。

同时，银行业对披露自身非财务信息的态度也较为积极：入选沪深300的23家银行全部发布CSR报告，其中有三家已开始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兴业银行于2010年发布的《2009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可视为国内金融机构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原点。

表1   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A股上市银行概览

资料来源：巨潮资讯网、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那么，从社会责任报告到可持续发展报告，平安银行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实践究竟有无实质性变化，如果有，这种转变会对中国的金融机构践行可持续发展金融有什么样的启发？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本文将两份报告的结构进行了图示化处理，“ESG（环境、社会和治理）+E（经济）”是《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骨架，这一点与各主题平行的《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出平安银行以一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自身经营活动及其外部性，从之前对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主题式介绍转向呈现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和经济效益上的统一。

表2   平安银行《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与《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议题篇幅占比

整体而言，四大议题的篇幅保持稳定或增长；就比例而言：“经济责任”所占比重提升幅度最大，“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仅“企业管治”出现下降。

采用“ESG+E”框架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与ESG报告或采用ESG框架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背后所蕴含的理念也有不同。“ESG+E”强调了企业通过主营业务去破解重大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再借助创造社会和环境正向外部效应，提升自身的经济与核心竞争力，是一种“义利转化-义利双生”的思想，这也与可持续发展价值的内涵相吻合；而ESG理念还未充分考虑社会和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转化与一体性。

梳理完两份报告在结构上的差异后，本文将采用社投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价值“3A”框架对平安银行《2018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4]和《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涉及的两个关键议题——绿色金融和金融扶贫进行分析。

“3A”框架从目标（Aim）、方式（Approach）和效益（Action）三方面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进行了穿透式评估，以揭示企业为何存续、怎样可持续以及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创造了哪些价值。

而选取绿色金融和金融扶贫两个子议题进行实质性分析的理由有二：首先，这两个议题与平安银行的主营业务密切相关，能充分反映该行对商业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议题与中国政府的工作任务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吻合——绿色金融和脱贫攻坚是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极为关注的发展任务，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也包含“无贫穷（SDG-1）”和“气候变化（SDG-13）”等相关目标。

资料来源：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1. 绿色金融

表3   平安银行绿色金融战略与政策对照表（2019）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由上表所示，平安银行在2019年明确制定了绿色金融相关业务的三级内部规范：最高级是“发展战略”，将绿色信贷业务的范围拓展至全行；第二级是绿色信贷业务的行内指引，结合国内外相关准则要求执行绿贷业务；第三级是信贷风控指引，将与环境有关的风险纳入对放贷项目或企业的风险评估与管理中。

从整体战略、业务指引到风控指引，平安银行为践行绿色金融构建了体系化运作模式，相关论述在之前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没有出现。从“3A”框架来看，“发展战略”体现了平安银行实践可持续发展金融的目标（Aim）力，“绿贷指引”和“风控指引”重在方式引导（Approach）。

但是，从数据上看，平安银行目前的绿色信贷业务发展情况目前并没有充分地表现出与其发展战略的一致。如下表所示，本文回溯了平安银行自2015年以来的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可以发现绿色贷款余额并没有明显增长。而2019年的绿贷余额相较上一年度还有所减少，绿色信贷占该行全部贷款比例也在2016年后出现了持续性降低，2019年这一指标仅为1.09%。

当然，这些数据只能反映平安银行过往的绿色金融表现，随着新战略规划的实施，其绿色金融的未来实践值得期待。

过剩产能信贷方面的状况较为可喜，2015年以来平安银行的过剩产能信贷余额已下降近300亿元，该类信贷占所有贷款的比重也从2015年的6.44%下降到2019年的2.11%。

表4   平安银行绿色金融具体业务数据（2015-2019）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结合数据，本文尽管肯定平安银行在战略层面对绿色金融作出的努力，但仍要指出其还未及时跟进相关举措。平安银行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可持续发展金融。

表5   平安银行绿色金融3A模型评估（2019）

资料来源：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2. 金融扶贫

消除贫困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无贫穷”（SDG-1）是联合国于2015年制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5]同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6]

但企业是否应该扶贫和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扶贫一直是学界、业界关注的话题，目前普遍的共识是单纯依靠资金援助不能真正帮助贫困人口脱贫。[7]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运用自身资源分配能力和主营业务特点来实现国家乃至世界的可持续性减贫目标，成为商业银行在金融扶贫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下图是平安银行在《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首次总结出的“金融扶贫闭环”，该闭环主要包含四大举措：扶智培训、产业造血、一村一品和产销赋能。平安银行期望通过统筹其业务资源，为贫困地区可持续性脱贫提供金融支撑。

图4   平安银行金融扶贫闭环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值得关注的是，平安银行正在探索的“水电扶贫模式”具有一定影响力投资的特征：平安银行联合水电公司为水电资源丰富的贫困村设计了独特的水电扶贫“211”帮扶模式，让贫困地区水电开发获得了金融“活水”，建立了依托水电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的长效“造血”机制。同时，水电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使用水电也有利于保护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这可以视为一种扶贫模式上的创新。

但平安银行尚未披露其金融扶贫项目（尤其是贷款）的财务回报水平和影响力（外部效益）衡量方法，这两点应当是平安银行直观展现其金融扶贫影响力的核心，也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在这方面其与国际上发展较为成熟的影响力投资机构还存在差距。

图5   平安银行水电扶贫模式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可以说，平安银行在金融扶贫上投入较大，也取得了明显的外部效益，但是从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些外部效益目前还未融入企业自身价值创造的闭环中，即还未真正实现“义利转化”。

从“3A模型”来看，其金融扶贫闭环的理念和“211”帮扶模式体现了目标（Aim）和方式（Approach）上的进步；在效益（Action）方面，平安银行的金融扶贫目前带来的是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不得而知的是如何与其经济效益共通。

表6   平安银行金融扶贫效益分析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通过3A模型对平安银行的金融扶贫实践进行评估，可以看到，在目标、方式和效益方面，其2019年的表现相较上一年都有所提升。

表7   平安银行金融扶贫3A模型评估（2019）

资料来源：平安银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基于前文论述，本文得出三个观察：

首先，从社会责任报告到可持续发展报告，平安银行已从战略层面将“ESG+E”纳入考量，这一思想与追求“义利转化”的可持续发展价值的内涵相符；

其次，基于可持续发展价值“3A模型”的评估，平安银行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规划上，其践行可持续发展金融的成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此外，对于以平安银行为代表的国内金融机构而言，找到匹配特定业务的外部性衡量标准还较为困难，进而增加了考察正向外部性是否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难度。

当然，平安银行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发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商业银行，其主动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践行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前瞻性值得肯定。本文仅是对其在可持续发展金融领域给予了更高的期待。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在2015年发布的《可持续与报告趋势2025》中曾对企业未来信息披露的四大重点内容提出过基本预测：

(1)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企业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3)企业可持续发展带给投资者的财务回报

(4)对企业经营活动外部性的评价与衡量。[8]

五年过去了， GRI的预测得到了基本的印证，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已成为富有前瞻性企业的主动选择。一些金融机构，如：高盛、渣打银行等也将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披露其可持续发展金融实践的重要窗口。

从“社会责任”到“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的新瓶装旧酒，而是企业发展理念的升级，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是对“义利并举-义利转化-义利双生”的实践。但从平安银行的例子来看，这个升级后的理念如何落地，能否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创新，很多的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