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SEED社会创新种子社区 ，作者中美社创研究小组
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指的是兼顾商业回报、社会效益和（或）环境效益的投资行为。这一概念自洛克菲勒基金会首次提出以来已10年有余。由于影响力投资既致力于创造正面社会效应，也鼓励传统意义上的财务回报，可以说同时满足公益和商业领域的诉求，故而越来越受到追捧。尤其是在其发源地美国，很多大型基金会、家族基金会及私营金融家纷纷投身其中。近几年中国大力倡导创新创业，影响力投资和公益创投、责任投资等更是成了热门词汇。然而在国内多年以来，真正满足以上条件的成功投资案例乏善可陈。在中国语境下的影响力投资应如何定义？中美影响力投资发展环境的差异何在？投资方与被投方究竟谁成就谁、谁牵制谁？中国的影响力投资会迎来春天，还是昙花一现？这些都是本专题尝试探讨的问题。根据GIIN（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统计，全球影响力投资总额在2016年为221亿美元，行业总估值达到1140亿美元。2017年的投资总额增至259亿美元，增速达到17%。而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更加乐观，Research And Markets预测至2020年全球投资总额将达到3,007亿美金，GSG（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导小组，Global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Steering Group）与麦肯锡则预测2020年将是影响力投资的爆发元年，全球行业整体规模预计将达到1万亿美元。
而从区域分布来看，影响力投资呈现显著的不均衡状态，成熟市场北美（39%）和欧洲（14%）占比过半，新兴市场占比近45%，其中人口最多的亚洲却仅占12%，中国所在的东亚区占比只有少得可怜的4%。这一数据与影响力投资近两年在国内的热度似乎不成正比。多场社会影响力投资论坛及会议，南都友成等大型基金会的大力倡导，沈南鹏、邵亦波等商业投资精英的高调宣言，都让整个中国社会创新圈对“影响力投资”趋之若鹜，但对比如此有限的投资规模，不免有“雷声大、雨点小”之感。当然，也可能由于影响力投资在国内并未形成清晰的细分市场，很多实际上属于影响力投资的资金并未被计入这一类型，导致统计结果较实际偏低。从投资领域来看，目前国际上影响力投资主要在健康、住房、能源、小微金融等基本生存需求相关的行业，此外也会受到政策、本地需求及投资人偏好的影响，如LGT的投资领域除了医疗、能源和金融支持之外，也包含教育和环境；美国对于住房的关注很高，而在中国由于老龄化和食品安全问题，养老和绿色农业成为热点。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影响力投资人更倾向于投资处于增长和成熟阶段的企业，对于初创阶段的机构则显得信心不足。再来看投资回报。传统投资机构不外乎追求快速变现能力和尽可能高的盈利，而影响力投资机构由于将社会影响力纳入投资指标，因此不仅规模与传统投资有差异，在资金类型上也与众不同：一般认为是回收期更长、更关注社会效应的“耐心资本”。但实际上，国外不少影响力投资机构都表示其取得甚至超过了既定的影响力和经济收益，甚至跟一般商业投资比起来也并不逊色。GIIN统计的2017年国际平均影响力投资回报水平达到约4~8%，台湾约5%，印度达到11%，而据沃顿社会影响力研究所（WSII）统计，美国影响力投资行业的平均内部收益率（IRR）甚至达到了18.59%。可见在适当的条件下，影响力投资同样能够获得财务意义上的成功。遗憾的是，截止本文写作时，尚未获得公开的中国影响力投资财务回报数据，可见相关行业在信息统计和公开方面可以做得还有很多，这些要素都是推动影响力投资行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也侧面反映出影响力投资领域存在着如传统创投领域的CB Insights、IT桔子等第三方市场服务机构存在的空间。纵观美国近年社会创新领域的概念沿革，从经典的“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到影响力投资，再到日益兴起的共益企业（B Corp），尽管在形式、手段、工具上有多种变化，但大多都基于社会影响力（social impact）这个基本的共识。在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的影响力光谱中，后来衍生的很多概念和模式（如责任投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位置。正因为有了共同的话语体系，各种社会创新形态之间可以较为容易地对话和合作，如基于B Corp的影响力测评，投资人能够方便地比较不同企业的社会影响力高低，从而为影响力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而在中国，“影响力投资”是个舶来品，由于受到美国、英国等不同理论体系的影响，再加上本土社会创新者的实践，与之相近的多个概念层出不穷，仍处在边界不清、沟通不畅的状态，不少机构纠结其中。例如，2012年前后成立的影响力投资机构中，不少机构转向了其他社会创新领域，一是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二是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进入中国都要早于影响力投资，但最初吸引人的都是其商业与公益结合的理念和模式，可以说非常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物质水平已较为丰富、人们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但又纷纷诟病传统慈善效率低下，期待着投入力量更有效地改善社会的同时、也能获得相应的回报。相比较而言，公益创投侧重于对公益组织的扶持成长，不强调对财务回报的追求，更接近传统慈善。比如恩派（NPI），作为公益创投领域的佼佼者，在公益创投的理念及模式方面都进行了诸多探索。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大力倡导“双创”时也专门提到了公益创投，可以说从官方角度宣告这一概念已在中国正式落地。社会企业倡导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自引入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争议中发展。尽管最早在中国推广社会企业的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BC）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已经终止，但这一理念已落地生发。从民间性质的“社创之星”到慈展会的社会企业认证，人们对社会企业“是否可以分红”之类的概念之争越来越少，而更看重其“商业与公益结合”的实质效果。友成基金会提出的“社会创新型企业”的理念，也可以算作社会企业的本土化阐释。而近年来关于“摩拜是否是社会企业”的争论又掀起了社会企业的新一波关注和热潮。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一个偏公益一个偏商业，分别在“公益捐赠规范化”和“公益组织可持续”上站稳脚跟。而影响力投资介于中间，力求寻找公益与商业中间最微妙的平衡——擦边球好打，但正中靶心太难，这就使得影响力投资难于落地。本文中为了避免概念过分泛化，对“影响力投资”进行了狭义的界定，而在实践中，社会创新者们应不必限于概念之争，创造出对社会正面的影响才是最终的共同目标。在美国，政策环境较为宽松，供需各方发展均已达一定规模且相对均衡，中介服务机构表现活跃。而针对我国的影响力投资生态，在我们的多方调研和产业观察中，总听到各方抱怨，好的标的太少、投资人不切实际、市场尚不成熟、政策支持不足……通过与美国的领先实践进行对比分析，我们试图识别出我国当前影响力投资生态系统的发展限制及各方对于彼此的期待，剖析问题的症结，搭建沟通的桥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
影响力投资领域的投资者相当多元，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资料库中便罗列了两百多个影响力投资者。其中占据主流的有两类。
第一类是慈善机构（以基金会为主），如美国的卡文特基金会（Calvert Foundation）、中国的友成基金会、南都基金会、恩派社会投资基金等。以卡文特基金会为例，其将投资重点放在加强金融中介机构和社区发展金融机构（CDFI）上，使资本能够在资本市场与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影响力信贷市场主体之间有效流动。卡文特基金会透过通过三种主要模式来经营影响力投资：第二类是一般商业性质的财务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以私募（private equity）或风投（venture capital）类型为主，如高盛设立的GS Social Impact Fund，就是美国第一家由大型金融机构发起的此类基金。自2001年发起以来，已经在社区建设、创造就业和社会企业等领域累积投出了超过50亿美元。国内的青云创投也属于此类，虽然从未标榜自己是影响力投资基金，但其专注在绿色产业股权投资的特色打法已经让它具备了社会影响力的属性。这些投资者均将影响力投资作为其投资组合中的一部分，采用与其它类型投资不同的标准或策略。
影响力投资的资方需要把控投资项目的成长规模化及制定相关投资策略，需具备金融投资、市场分析等商业背景，同时要关注社会议题及影响力的实现。在中国，由于影响力投资领域尚处于发展初期，对专业人才尚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并且懂公益的人可能不懂投资，会投资的人又未必了解社会议题，因此具有跨界思维的专业人士是影响力投资机构发展的重要瓶颈。另外，从访谈中了解到，基金会要开展影响力投资，需要额外申请投资牌照，而申请流程耗时长、困难大，因此也相对拉高了进入影响力投资的门槛。
除了以上两类之外，兼具募资服务的孵化机构也属于常见的影响力投资方类型。由于大部分社创机构都处于草创时期，尚不满足影响力投资的成熟条件，导致部分投资者因找不到标的，而转向先孵化项目再投资；也有部分是主攻孵化服务，待项目成长后再对外寻求投资机构或自主投资。这类资方除提供资金外还会帮助社创机构进行能力建设，如协助初创团队成长至符合天使轮投资要求、陪伴社创团队并手把手地提供技能支持（如营销策略、产品制定等）、辅导团队领袖来应对经营难题（如团队、运营等），乃至协助团队进入商业化阶段。如早年的创思（Transist）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提供导师、培训等，恩派提供更全面的孵化支持（如建设lT系统、对接资源、推荐推广等），Impact Hub上海也定期邀请社创团队及各领域专家学者开展交流活动，通过社群联结产生更大的赋能效果。又如BetterPartners，自从2011年基于国内外多元的专业资源，通过与相关利益方（学术机构、政府部门、中小企业、社创平台、投资机构等）的战略合作，有效整合资源、为社创机构赋能，并专注于具体行动，逐步促进社会影响力的实践。最后一类资方是专注于影响力投资的投资机构，由于社创领域尚属发展前期，这类机构目前数量较少。同时由于影响力投资的风险较难预期、社创机构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故这类资方会通过建立投资组合来平抑风险。以台湾最大的影响力投资机构“活水社企投资开发”，该机构拥有两期的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为多元化、全覆盖，将处于不同融资阶段、不同规模（大、中、小型）的对象都纳入投资组合，以平衡其整体投资的财务回报，保障机构的可持续性。同时，该机构提供多元资源的连结来全方面协助被投资机构，让其能有更好的发展。如果一个投资机构因为种种原因，一时难以找到适合的标的（在调研中并不少见），还有什么方式能参与并协助社创领域呢？或许可以考虑通过连结资源的方式促进社创机构发展。以台湾守护天使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守护天使”）为例，该公司通过天使投资协助新创事业和公益组织发展，并积极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其总经理林铭远认为，社会创业不单单为了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各种议题而存在，而是“一项新的尝试，用商业、消费的方法解决了过去非营利组织没有效率、资金滞贷的问题。”为此，守护天使的定位是资源连结，以投资、评审、参与以及咨询服务为主要行动，积极地作为社会创业家、投资者、社区及政府之间资源连接的桥梁。他也认为社会创新机构要能够通过沟通来转变投资人的观念，让投资者能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来提供协助。另外，在很多社创机构的眼中，国内宣称自己在做影响力投资的机构不少，但实际落地投项目的并不多，其原因之一是影响力投资机构缺乏足够的耐心陪伴。由于社会问题的改变和影响力的体现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相应商业回报效果也是逐步显现的，比如小额信贷，格莱姆银行用了十七年时间才能盈回财务平衡，中和农信也是整合了多方政府资源、做了二十年才能做到现在的规模化。对于国内很多民间发起创立的社创机构，在初期缺乏资源和资金，起步会更加困难。这就需要影响力投资机构有更强的耐心和更全面的支持，不仅仅只是提供资金，“要有服务社会的情怀还要有足够多坚持与足够多支持，才能把想法做到一定的规模化足够大”。作为资金的需求方，社创机构皆期待着项目能获得投资来扩展组织发展并且顺利走上商业化阶段，但不论是公益组织想要面向市场，还是商业组织想要拓展社会影响力，都会面临着各自的困境。从两类需求方分别来看：
出于对机构规模化及可持续性的考虑，不少公益组织（如民办非企业单位）已不满足于传统的慈善捐赠，而希望打造自身的商业模式，实现自我造血。这类机构获得影响力投资的障碍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首先是人才。很多机构的成员乃至创始人都是刚毕业或经验尚浅的青年，他们有的出于改变世界的激情，有的为了打造一份“不一样”的履历，而加入社会创新领域。虽然这个领域需要更多有活力、有想法的年轻人的加入，但在基础培训不足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以下两个问题：社创组织大部分处于草创时期，需面对很多经营挑战，团队成员需要有强大的执行力和责任心才能有效地开拓市场。许多影响力投资者深入接触团队后发现，在经营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当责问题，意指当团队成员尤其是负责人应该要更积极并用心地经营该事业，能够长期投入、建立信任及重视承诺尤为重要。投资人最常说：“机构能否成功，负责人的态度占据很大的比例。”由传统公益领域参与商业竞争，肯定会遭遇到进入市场的阻碍，若组织不具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会难以突破市场困境，尤其在市场基础还较为薄弱的社创领域，很难让投资者树立信心。其次是市场。传统公益组织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多属于革新或补充性质，与主流产品相比市场占有率相对偏低，创业比起一般企业更难。星展银行针对台湾的调查显示，即便有超过六成四的民众愿意花费更高的成本来购买社会企业的产品，但仍有四成社企还尚未达到损益平衡。可见，即便消费者已有购买意愿及认知，但机构还需要更贴近市场才能抢占市场份额。更何况，很多社会创新机构所选择的市场本身就比较小众（如为某类特殊人群设计的辅具），消费群体及增长空间有限，很难获得看重规模化的影响力投资人的青睐。近年来不乏具备商业背景的人士进入社会创新领域，试图在市场化运作的同时也能创造正面影响。这类机构多有良好的运营及获利模式，并产生社会影响力，也有较高机率能获得大型传统投资机构的投资，并有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人。但这类机构容易出现“使命漂移”的现象，即在未达到投资人的期待时，机构会舍弃社会影响力而以抢占市场及利润率为主。因此，投资者对于这类机构除了提供能力协助，也要督促被投方维持其社会理念，如LGT投资大V店后，通过董事会派驻了资方代表，帮助大V店在经营中落实社会影响力目标。而在美国，这些问题似乎都很少成为限制社会创新机构发展的原因。人才方面，很多著名大学都有设立专门的社会创新相关课程或实践项目，从意识塑造、行业认知、能力培养、融资渠道、到资源支持，打通各个环节，无论学生到这一领域就业还是创业，准备都比较充分，既早早地赋予了人才必备的技能，又有效地保证了相关人才的长期供给。其次，不仅是年轻人，美国还有大量社会企业、NGO是由具有丰富职业经验的“老兵”创立的，他们多是在达到一定的职场高度后投身社会创新事业，不仅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对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调也有更高的追求，这也保证了他们对市场需求找得很准，也能秉持清晰的目标。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社会创新机构的创始人年龄跨度会非常大。比如Segovia，一家为公益机构提供受助者管理软件服务的社会企业，其创始人Michael Faye的经历就正好体现了上述观点，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先在联合国青年发展项目工作，后加入麦肯锡从业多年。Segovia不仅成功拿到Linkedin创始人Reid Hoffman领投的1300万美元首轮融资，还是Global Innovation Fund（全球创新基金）投资的第一家机构。事实上，不仅投资方会对被投机构有明确的要求，不少优秀的社创机构也会对投资方有所期待，除了关注投资回报的时间点、融资工具的弹性与否等之外，也希望投资人能带来金钱之外的资源。比如某环保机构提出，行业的上下游及政府关系很重要，需要克服一些隐形的壁垒，希望能有了解新能源和环保领域的战略投资者加入，至于是否是影响力投资，倒不会特别在意，如有大牌的商业投资加入也会有助于机构品牌。当然，也有部分怀着理想情怀的创业者主动寻求影响力投资，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投资者，共同践行社会影响力的价值观。可以说，投资者与被投机构两主角必须共同发展、相互成就，唯有在群体达到最大共效时才能创造更美好的发展环境。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秘书长白虹曾提出，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存在“三大痛点”，即“通用语言的缺位”、“优质标的的缺失”、“耐心资本匮乏”。后两点在前文已有论述。而正如“通用语言缺位”所述，不少致力于影响力投资的资方和优秀的社创机构最终却未达成合作，原因即在于双方难以沟通和互信。体现在三个方面：影响力投资在财务评估之上多了一层社会影响力的评估，而目前国内对于影响力的测评，要么是生搬国外的标准，要么是各个基金会各出一套，缺少一致的评估基准。即使有SROI、Nesta等相对权威的影响力测评工具，但尚未有一套将影响力货币化的评估体系，来帮助双方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用通用的语言进行讨论。从而造成目前在投资方及被投方讨论企业估值及股权价格时，往往沦落为喊价的方式，也使得双方不易达成共识。创业者总是希望投资人能带来资金之外的其他资源投入，如果被知名投资人挑上，甚至能一举打开市场知名度并帮助市场推广。因此与名声响、资源强的商业投资机构相比，影响力投资往往被商业能力较强的社创机构认定为附加价值不足。如果影响力投资机构能有效将周边支持型机构、关系网络等逐步带给被投机构，不仅能提升整体环境，也能串连所有资源，达到协同效应。近几年来，社会企业、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社会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等等相似的概念层出不穷，而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说清这些名词的含义。我们发现有许多具有商业价值及社会影响力的机构并不愿意被称作社会企业或相关名词，因为不想被概念过度定型而限制了机构运营的弹性，以及被使用放大镜检视。随着未来影响力投资发展环境的向好，相信会有越来越多模范生愿意加入“影响力投资”的行列，使这个名词成为加分的光环而非扣分项，也对其他机构产生正向磁吸作用而促进该领域发展。出现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从事影响力支持服务的机构远远不足。近几年已有“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等行业协会型机构出现，也有ABC美好社会咨询社、深德公益、明善道等机构为社会创新机构提供咨询、培训等赋能服务，还有一些孵化机构充当了中介服务的角色，但从机构数量、规模、活跃度等方面来看对于支持影响力投资行业发展都还有不小的距离。某国际影响力投资基金想在中国寻找标的，发现想找一家做尽职调查的机构都找不到；在商业创投界常见的FA（Finance Advisor投资顾问）等角色在影响力投资领域也未见踪影，供需双方之间缺少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需求对接、语言转换和交易撮合，导致沟通成本大大提高。此外，在全球来看，已有GIIN这类进行影响力投资行业基础研究的机构，每年会发布全球影响力投资市场的统计数据，也有了IRIS、GIIRS等被公认接受和使用的影响力评估指标和准则。但在中国，影响力投资领域面临着与整个公益行业相似甚至更严重的基础数据缺失问题。由于缺乏权威机构和统一的界定标准，以及有很多“名不符实”的机构和企业存在，目前国内到底有多少家影响力投资机构、有多少企业是影响力投资的标的或潜在投资对象，恐怕没人能说清楚。这也从长远来看限制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根据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报告，用来衡量影响力投资市场成熟度的关键因素主要有：投资成效能否被有效测量、政府的支持程度、依据风险和收益划分的不同种类的影响力投资产品数量、投资退出机制的完善性以及参与行业的中间服务商数量。依照这一标准，目前美国的影响力投资生态体系已日趋完善，投资、运营、服务与评估、研究等机构都表现活跃，政策与法律支持也相当全面，公益捐赠、影响力投资、商业开发各种金融模式无缝对接的新公益业态已具备雏形。政策方面，相比起美国从联邦到各州的积极赋能和大胆创新，我国在影响力投资领域的立法基本还是空白，甚至很难找到相关的字眼，本研究后续将单独撰文对美国的影响力投资政策演变进行分析。本文将重点介绍另一个至关重要、又常常被忽视的问题——影响力投资退出和培育机制不完善，后续支持乏力。根据沃顿社会影响力研究所（WSII）的报告显示，在美国大部分影响力投资者退出投资之后，被投机构已经具备相当的能力可以继续发展，并且能够保证影响力的长久实现，因为这些项目的影响力是其核心商业模式的组成部分，影响力本身无法被分割对待，因而影响力的持续发挥是必然的。然而在中国，本次研究中访谈的一家影响力投资机构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投资的这些机构后续又有谁来接盘呢？”的确，相比起商业投资从天使轮到A轮B轮C轮直至IPO的清晰轨迹，影响力投资的梯队还远未形成，既没有不同规模的影响力投资分别关注不同阶段的企业，也没有商业投资成功对接接盘的实例。退出机制的不明确不仅影响了投资人的信心，也使被投资机构的发展缺少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创业的激情似乎也打折不少。另一方面，据GIIN的统计，全球影响力投资更青睐处于成熟期、有明确商业模式的企业，但在中国目前还是影响力投资的市场培育期，如缺少足够的早期投资者和鼓励试错的尝试，所谓成熟的被投机构是不会从天而降的。恩派等机构很早就认识到，草创组织绝大部分处于种子期，需要培育成长来搭建行业生态体系，从而大力支持其投资的益宝计划、益修学院等机构在内部治理能力、财务管理能力及产品业务模式上的打磨。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商业组织在股权投资之外，开始为社会创变者提供小额或者免息贷款的资金支持，帮助机构成长。此外，友成基金会还指出了我国影响力投资发展不足的其他原因，如重要的市场主体缺位或发展不足、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法律和政策体系不完善、购买方意识比较薄弱、社会部门发展不充分等。这些问题的改善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并且牵涉到更广泛的社会议题，从中也可见，我国影响力投资生态的搭建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影响力投资是否能走出当前的困局，真正实现在中国的落地发展，还是仅仅是一阵风潮，恐怕没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我们大胆预测，破局之处可能在于以下方面：影响力投资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其选取的是公益和商业之间精准的平衡点，而要能达到这个平衡，并获得长期的发展，需同时满足：可观的市场规模、成熟的可盈利模式、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等几个条件。如能找到这样的市场切入口，持续打造形成明星项目，将会对影响力投资行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目前国际上影响力投资主要集中在健康、住房、能源、金融服务等行业，而在中国，我们认为与扶贫结合的生态农业/食品行业、民艺文创产业、养老服务行业也是值得影响力投资关注的领域。如国内首家绿色创新创业扶持平台“绿色创业汇”在清洁能源、节能、废弃物管理等领域已打造了多个不错的项目案例；“道兰环能”将地沟油转化为生物燃料，响应食品健康、新能源和交通多个行业需求；“天地人”的“老人定位看护系统”也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影响力投资在国内目前主要由民间力量在推广，但要形成气候，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即便在市场力量占主导的美国，联邦和州政府仍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社会创新构建了发展基础并提供了大量支持。我们认为，政策制定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基于影响力投资与我国社会问题的可结合点，出台影响力投资发展的指导意见类文件，规范影响力投资标准和行业准入，从政府层面向社会传递明确的支持信号，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参与，同时允许各省及自治区依据本地实际需求，制定因地制宜的细则办法；二是完善法规体系，尽管我国已有多部涉及到影响力投资参与主体的法律，但多为一笔带过，并非针对影响力投资，因此需要更健全的法律，保护参与主体的正当利益，亦防治可能以影响力投资之名开展的不法活动；一是运用财税工具、政府采购、社会效益债券等方式，为从事影响力投资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方、被投方和独立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发展资金支持、税收减免等激励；二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体系，拓展影响力投资的募资渠道，并建立合理的退出和持续机制，比如设立影响力投资证券交易平台（参考英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降低投资者--尤其是早期投资者--的损失风险，也扩大社会对影响力投资的监督和参与。目前已经有理念先进的地方政府开始出台影响力投资的相关政策，如2017年12月1日，深圳福田区政府发布《社会影响力投资专项政策》，成为全国首个发布这一政策的地方政府。该政策目标将在未来5年将福田打造成初具规模的社会影响力投资高地，并推动发展5种业态发展。美国的影响力投资得以长足发展，也有赖于各类支持型机构提供的土壤。Sphaera Solutions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家。其创始人Astrid Scholz在非盈利组织担任高管多年，对于公益组织融资、设计和执行项目、评估成果等环节存在的问题有深刻的见地，Sphaera由此而生，专门帮助社会创新领域的创业者、投资人、从业人员连接资源，提高各方为社会创造积极改变的效率。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中介服务机构之外，美国还注重将提供服务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如目前在很多常青藤高校里都设有社会创新中心，开展研究、传播、人才培养等，并有多个大学商学院组建了MBA Impact Investing and Training Network (MIINT) ，专门在MBA学生里推动对影响力投资的关注和参与，培养高级跨界人才。当前在我国最急需发展的影响力投资支持机构可分为三类：1. 促进行业基础建设的，如开展数据分析、理论研究、法律政策倡导等的；2. 促进行业（特别是被投机构）能力提升的，如提供咨询、培训以及人才培养；3. 促进供需双方对接的，如测评机构、投资中介、财务顾问等，这些投资中介/顾问能够更好地帮助被投机构制定融资规划，也能通过可量化的财务预测给予投资人信心，从而弥合供需之间的鸿沟。美国的影响力投资的兴起是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根据知名投资机构卡文特基金会预测，在美国“影响力投资会变得越来越主流”。而在中国，社会创新创业也需要人才、资金、市场的支撑才能不断成长及走向稳定发展阶段，近年来具有社会使命、热情的青年朋友投入社会创新领域已是逐年增加，而在此进程中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公益组织等各方是否能形成合力，将这一波影响力投资的潮头继续推进向前，让我们拭目以待。2017 SEED社会创新种子班学员，BetterPartners台湾负责人，知名运动品牌创新专案经理。2017 SEED社会创新种子班学员，ABC美好社会咨询社合伙人，埃森哲战略咨询经理。2017 SEED社会创新种子班学员，英国智库科技政策研究院硕士在读。2016 SEED社会种子学员梦想合伙人，SEED乐捐9.7小分队队长，福建公益组织交流社区负责人，福建公益沙龙观察员，去墨剧坊成员。同时，感谢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秘书长许卉女士、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副主任、恩派社会投资基金总经理丁立女士、lmpact HUB上海联合创始人Ruby女士、道兰环能创始人刘疏桐先生、益宝计划创始人周玲女士接受本文的访谈并提供资料素材。感谢中铁资本汪颖佳女士、SEED执行团队Angela Ge女士及SEED中美社会创新研究小组所有成员为本文提供的宝贵意见！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SEED社会创新种子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