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5日，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正式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包括消除贫困17项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又称SDGs)、169项子目标，力求保障人类代际传承、永续发展。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联合国倡议的全球行动规划，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以综合方式破解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顽疾。
在17项目标中，聚焦经济领域有四项：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8）、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9）、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11）以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目标12）；
聚焦社会领域有八项：
无贫困（目标1）、零饥饿（目标2）、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3）、优质教育（目标4）、性别平等（目标5）、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7）、减少不平等（目标10）以及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目标16）；
聚焦环境领域有四大目标：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6）、气候行动（目标13）、水下生物（目标14）、陆地生物（目标15）。为使世界各国协同推动可持续发展，增加了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作为目标17。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分类
作为一份反映多元诉求、并历经长期协商的共识性文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的17项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内容重叠及逻辑瑕疵，也不免遭到质疑甚至批评。国际科学理事会聘请40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显示，在169项子目标中，仅有29%得到明确界定，其余71%缺少具体描述、尚难准确衡量。尽管存在着诸多不完美，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界标，可持续发展目标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全球指引。在时间这个最大的革新者面前，它从先锋的呼吁，演化成大众的认知；从纲领性的共识文件，融入政产学界的行动方案。
201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契合。2016年3月，中国举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了有机结合。2016年9月，中国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回顾了中国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了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明确了中国推进落实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原则和实施路径，并详细阐述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落实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的具体方案。2016年12月，中国国务院出台《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明确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推进思路和目标。2017年8月，中国发布了首份《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7）》，系统梳理了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进展。
2018年12月，中国发表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从消除贫困、确保饮用水安全、改善基本居住条件、人民出行、生命健康权、社会救助、环境权利保障等方面总结了40年来进展。
自1978年至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8倍，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7.5%和67.7%，分别下降至28.6%和31.2%；中国减贫人口达8.5亿，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达9.6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中国煤炭消费占比由70.7%下降到60.4%，清洁能源由6.6%提升到20.8%；全国女性就业人口占比达43.1%。
2019年9月，中国代表团出席第74届联合国大会，并正式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9）》。中国将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有机结合，在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实现了“早期收获”。
在经济发展方面，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90.03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6.6%。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较低水平；
社会包容方面，2015年至2018年底，农村贫困人口从5575万减少到1660万，贫困发生率从5.7%下降到1.7%；教育普及率已达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女性参与决策和管理比例不断提升；
在环境保护方面，2018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同比分别下降3.1%和4.0%，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大气平均优良天数为79.3%，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落实2030年议程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中国将继续向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尽管在多元因素影响下，中美贸易摩擦呈水火之势，然而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创造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这个领域，大洋两岸的企业家却颇具共识。不论是成熟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兴的市场经济，企业家们在共同发声：推动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社会责任。2018年3月5日，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八届年会在亚布力召开。由华泰保险、社投盟主席团成员王梓木发起，联想柳传志、阿里马云等50多名中国企业家联合发布了《社会企业家倡议书》。该倡议清晰阐述了“企业家的社会职责不仅是创造社会财富，还要推动社会进步……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对于中国业界发布的《社会企业家倡议书》，各界反响热烈，百度搜索出的相关内容和媒体报道达165万条。时隔17个月，2019年8月19日，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年度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亚马逊杰夫·贝佐斯、苹果蒂姆·库克、波音公司丹尼斯·米伦伯格等在内的181位美国大企业CEO联合签署并发布了《公司宗旨宣言书》。与过去22年中一直倡导的“股东至上”不同，该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全球各界精英对这份宣言的热议中，财富杂志9月份刊出《美企CEO寻求企业新使命》一文。时代公司首席内容官兼财富杂志主编穆瑞澜(Alan Murray)犀利而幽默地写到：“……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赚取财富…秉承这一理念，自1997年以来，商界写入年度宣言一直是‘股东至上’…然而，时代变迁了。在2019年8月19日的商业圆桌会议上，借助一份300字新宣言，CEO们郑重承诺：致力于贡献美好社会，包括创造客户价值、投资员工权益、公平对待合作方、贡献社区、保护环境、并为股东创造长期利益。股东利益最大化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写到这里，主编还意犹未尽，又调侃了一下：“弗里德曼在坟墓里辗转难安了”。
这不是中美业界大咖集体作秀，而昭示着在重大社会和环境危机面前，全球的经济发展范式出现了重大转变。收入不平等加剧、社会保障体系孱弱、经济安全消减等要素，诱发全球性民粹主义的浪潮。性别歧视导致了全球女性群体的脆弱性和边缘化；数字科技将取代百万级的就业岗位，也对隐私保护、基础伦理和社会信任提出了挑战。市场力量必须汇入可持续发展的洪流中来。在2019年9月发布《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路线图》中，联合国对各国政府、金融机构、股东和公众等各方提出了15项倡议，其中第1项是“各国应对经济的外部效应定价，并将其价值纳入现有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第8项是“各金融机构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和投资战略，对社会和环境等外部效应量化评估并公布报告”。计量可持续发展价值，其关键在于对经济的外部效应定价。
假设有A、B两家上市公司，其业务市场、财务表现等各项条件都相同。但A治理环境污染、带动产业升级，生成了正向外效应；而B大量偷排三废、压榨供应链伙伴等，生成了负向外部效应。如果不纳入外部效应，仅计量经济价值，投资机构对两公司估值应相同，资金将均等流出或流入A和B；如果纳入外部效应，综合计量经济-社会-环境价值，投资机构对两公司估值出现巨大差异，资金将由B流向A。
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的关键所在是对外部效应进行计量。量化评估可持续发展价值，才能真正破解全球性三大障碍，从而构建起通用语言、重塑商业逻辑并变革金融市场，最终调动起市场主体的力量，通过资源配置推动可持续发展。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价值”？社投盟在《发现中国“义利99”-A股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报告（2017）》提出，可持续发展价值即义利并举，又称社会价值或综合价值，指组织为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美好未来（目标|驱动力AIM），通过创新的生产技术、运营模式和管理机制等方式（方式|创新力APPROACH），所实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贡献（效益|转化力ACTION）。可持续发展价值的定义构成了“3A模型”的内核逻辑。换言之，“3A模型”对上市公司的目标、方式和效益进行了穿透式评估，以揭示上市公司究竟为何而存续、怎样可持续以及对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创造了哪些价值。自2016年10月至2019年10月，社投盟在三年时间里完成了从建模到回测、从发布报告到因子分析、从发布评级到指数上线、从开放数据库到开发基金产品的历程。在博时基金、中证指数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众多资产委托方的大力支持下，推出全球首只可持续发展指数挂钩的ETF产品——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只有被市场力量认知可持续发展理念、认可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方法后，影响资源配置的认购行为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