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中致富

历史的视角：从悄然而至到惊人一跃

和2019年全球此起彼伏的各种政治社会事件相比，有两个事件虽然出现在主流的领域，但却有悄然而至的感觉。

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中美两国关系相互纠缠在2019年达到了白热化，却在这两件事上体现了共同的趋势。

第一件事发生在2019年8月的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会上发表了新的会议声明，该声明由181名首席执行官签署。新的声明脱离了股东至上原则，包含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承诺。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自1978年以来，每次的会议声明都支持股东至上原则。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大而言之可以分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河模式，前者更加坚持股东价值最大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而后者则更比较兼顾利益相关者。

2019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表明了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的转折，表明了最保守的自由市场经济观念的松动。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2019年12月初的中国资本市场。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和博时基金合作推出的“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正式获得批准。这是全球第一支以可持续发展价值为投资标的的指数基金。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是基于社投盟连续第三年发布的“义利99“报告开发的。表面上看，这支ETF基金和众多的责任投资基金、ESG主题基金属于一个品类，实际上从责任投资到可持续发展价值投资是认知的改变。

如果说责任投资遵守的依旧是doing good by doing well（致富而后行善）的价值观，那么可持续发展价值投资则体现了doing well by doing good（行善中致富）的理念。前者是工业文明时代价值观的末端升级，而后者则是新商业文明时代价值观的开端。

处在历史之中，谁也不会想到但丁的《神曲》吹响了文艺复兴的号角，谁也不会想到马丁·路德提出的九十五条纲领引致了宗教改革并导致了清教资本主义的产生，谁也没有想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当时的一些思想导致了启蒙运动，并催生了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以此构成了20世纪人类文明的主要形态。

但从这些变化中，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是伴随着认知的改变，伴随着价值观的跃迁，那些当时在历史上看来偶然的事件，却往往是历史惊人的一跃。

我们或许可以说，不论我们今天给予这两个彼此独立但又有相同趋势的事件如何重要的地位，可能都无法预估其在历史上可能的作用。因为它们都反映了价值观的重大转变。

商业文明的进化：从奴役到自由，从难以为继到可持续发展

文明总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

如何测度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只要看这个社会远离自然界的纯粹动物状态有多远。

相对于文盲，识字是一种文明；相对于不洗澡，卫生是一种文明；相对于高死亡率，身心健康和长寿是一种文明；相对于力量角逐，智力竞争是一种文明；相对于战争，沟通是一种文明。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文明的进化史，也体现了这样一个逐渐远离野蛮的历史。

如果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算起一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商业是建立在惨无人道的殖民地经济和奴隶经济之上的。

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资本主义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建立在武力基础之上的完全无视人的生命权的奴隶制便越来越成为一种难以为继的经济形式。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快速发展正是消除奴隶制后带来的自由所产生的。但唯利是图仍旧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老福特说：我要的是一双手，但却雇佣了一个人。商业上的竞争到处充满了权谋、腐败、丑恶无所不用其极，资本主义进入“镀金时代”的虚假繁荣。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都代表了这样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经济大萧条是经济领域的一次毁灭性战争，而世界大战则是国与国之间因利益相争导致的毁灭性灾难。

二战以后，全球建立起了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欧美国家对国内的商业发展也有了更多的规制和要求。雇佣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也在联合国这个框架之下得到调停，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发展。

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依旧像梦魇一样出现，特别是全球环境的恶化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悄然出现，并在随后20世纪的后半叶一直到二十一世纪成为洋洋大观的时代洪流。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发布了关于企业责任的标准，201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ISO26000。于此同时，金融领域紧随其后出现了责任投资、ESG投资的概念和实践。人类又在商业文明的路上前进了一步。

影响力投资是非营利部门对营利部门产生积极影响的例子。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影响力投资的概念。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全球很多大型金融机构的认同。

影响力投资主要目标是为了改善发展中国家社会底层的民生或者通过投资行为实现正面的社会和环境效应。影响力投资的最终受益人群是“金字塔底端”。而投资的对象往往是能够带来正面社会或环境效应的盈利性企业，就行业而言，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和民生息息相关的环境、住房、基础教育和健康产业。因此，社会企业往往就是影响力投资的最好标的。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193个成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通过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令人兴奋的是，这样一个看起来相当困难重重的目标，不仅很快成为各国政府认同的目标，还很快在全球的商业企业中获得了认同，SDGs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和标准。一个国际组织的倡导，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私人商业机构的认同，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商业文明的进步总是在难以为继之中寻求可持续的路径。所谓的难以为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关系的难以为继，所以出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其二是自然环境的难以为继，所以出现了激进的环保主义。

由此可见，二战以来，人类进入了持续时间最长、速度最快和范围最广的发展阶段不是没有原因的。正是因为在文明的标尺上，商业竞争的行为正在越来越远离丛林法则，劳动者个体的自由正在不断得到承认和尊重。人们一方面在激烈的变动中通过长期主义对抗不确定性，一方面在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中通过可持续发展寻求美好的未来。

从这样的历史时空来看，我们在2019和这两个事件迎面相遇就毫不偶然。虽然毫无疑问，这两个事件是整个商业文明进化的一部分，它们和所有已经发生的事件都有某种基因上的连接，但这两个事件并不是已有思想的遗绪，而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的生发，它正在从“被动不作恶”向“主动行善”转变，它未来还会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逻辑转向“主观为别人客观为自己”逻辑，从“义利并举”到“以义为利”。

新时代，Doing well by doing good（以义为利）何以可能？

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在这一前提下，行为选择都以理性计算为基础。

晚近兴起的行为经济学，从很多方面颠覆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行为经济学认为，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消费者，在进行决策时，都并非基于纯粹理性原则。

诺奖得主塞勒教授认为，人性比“理性人”假设所想象的更为复杂。人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人没有坚强的意志力，只有有限的意志力。此外，人不是完全自私的，因此公平问题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他还开创性地提出“心理账户”的概念，这些不同的账户，决定了人在面临消费时不同的决策行为。

例如，我们可以认为“利己”和“利他”是每个人内心的两个账户。随着个人拥有财富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待这两个账户的心理也会发生变化。

稀缺时代，人们对“利己”的敏感度要远远高于“利他”，而在物质丰裕的年代，人们“利他”的行为则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当“稀缺”不再是时代的主要特征，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就高于对数量的要求。而更深层次的产品质量，则包括产品的制造过程是否公平、是否有害环境。

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总体上进入了生产过剩的时代，同时社会总体也比以前受到更多的教育。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消费者，人们对“利他”的心理账户比以前更加敏感。

因此，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处于富裕中的贫困，更关注恶化的环境，更关注未来的生存。这一变化，从内外两个方面对企业施加了影响。

从内因和动力而言，企业家内心的心理账户也伴随时代一起发生了变化，于是出现了很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企业；就外因和压力而言，社会对企业的行为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

互联网加速了这种进程并放大了这种影响。首先，互联网为每个人提供了关注社会问题的信息通道，环球同此凉热；其次，企业的所有行为受到社会更全面的监督。

互联网就像一个放大器，可以在瞬间放大一个企业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力；互联网也像一个投票系统，消费者通过互联网来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企业。

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价格是市场的唯一信号，企业家依据市场价格决定生产物品的种类和数量，消费者根据价格决定购买行为，这也基本上反映了稀缺时代的思维和认知模式。

到了互联网时代，价格不再是唯一的指导企业家决策的信号，因为，对于那些面向未来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决策的依据恐怕是心中的使命感和好奇感；而对于个体消费者而言，他们不仅通过消费满足个人生理上的需要，也要通过消费来实现精神上的追求，在供给过剩的时代，消费者有了更多的价值选择机会和能力。

我们看到，社会整体更高教育水平带来的认知提高，更丰富的物质供给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互联网所导致的信息更对称和透明导致的社会诚信行为的形成，将是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

未来社会一方面促进人的自律，同时给人更多的自由，给每一个人更多关注社会的权利和能力。

于是，我们不难得出未来已来的新商业文明的竞争规则：只有那些怀有长期主义的企业，才有基业长青的可能；只有那些包容更多利益相关方的企业，才有可能是受人尊重的企业；只有那些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企业，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企业。

新实践：从“义利99”报告到“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是基于社投盟已经连续第三年发布的“义利99“报告开发而来的被动基金产品。

从2017年开始，社投盟每年都会发布中国上市公司“义利99”报告。该研究项目的全称是“发现中国‘义利99’——A 股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指以“上市公司3A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模型” （简称3A模型）为工具，以沪深300成分股为对象，以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贡献为内容，其价值量化得分居前99位的A股上市公司。

3A模型是基于友成基金会提出的“三A三力”评估框架开发而成的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评估工具。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价值（社会价值）是一种新的价值观，那么“3A模型”就是内置了这种价值观的创新工具。

相比于传统的价值评估工具和模型，“3A模型”具有以下根本的不同：

• 第一，它从传统的对价值的结果的关注转变为对产生结果的价值选择的关注，因此将企业的使命愿景（Aim）纳入到价值评估之中；

• 第二，如果说价值的结果只是过去的反映，那么价值创造的过程才能反映未来价值创造的能力，所以这个模型也关注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Approach）；

• 第三，基于长期主义的思考，我们必须关注意愿、途径和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所以必须对目标（Aim）、方法（Approach）和结果（Action）之间的一致性进行检查和评估。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套评估方法和评估理论带来了价值评估领域的革命，因为它颠覆了以往价值评估的理念。

自2017年开始发布的“义利99”报告，不仅证明了“社会价值（可持续发展价值）”的正确性，也证明了3A模型的正确性。发现中国“义利99”榜单上的99家企业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 第一，企业的社会价值创造和这些企业的使命选择和战略实施有关系，即这些企业具有更强的社会使命。越是头部的企业，这种相关性越强。

• 第二，这些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创新能力。这也足以说明这些企业具有长期的使命驱动，因为创新永远是立足于未来的行为选择，一个没有长期使命的企业不可能投资于创新相关的活动。

• 第三，这些企业表现出更稳定、更持久和更好的经济表现。如果以“义利99”榜单上的企业作为成分股，“义利99”指数的收益率几乎高于国内所有的指数。

“义利99”报告的研究，为我们发现了三个价值“金矿”：

• 所有上榜企业的经济表现更好；

• 所有上榜企业风险更低，对价值投资者而言，更安全，更可预期；

• 在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建立了某种相关性，从正面证明了企业关注社会议题会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正是基于2017年和2018年“义利99”报告的研究，以及对所有“义利99”榜单企业长达近50个月的回测，社投盟决定在2019年尝试寻找合作伙伴，发起一支基于可持续发展价值的ETF基金。

从“义利99”报告到“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也是“惊人的一跃”。它体现了四个意义：

• 第一，从“报告”到“基金”，是从价值观倡导到价值实现的进步，它将进一步促进这个价值观念被认知；

• 第二，如果说“报告”关注的是企业如何创造可持续发展价值，那么“基金”则将从这一理念引入到投资领域。我们知道，任何的投资都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期，一个投资如果基于可持续发展价值，则未来就将会更加可持续发展；

• 第三，ETF基金还将这种价值观念扩散到专业投资者以外的公众投资者，每一个“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的投资者，不仅可以从这个基金获得收益，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价值的创造者；

• 第四，它给社会以及市场传递了一个很强的信号，一个新的投资理念正在走来。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把2019年在中国发行的“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看成一个普通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