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99 | 从商业文明的迁徙瞭望社会价值

蛮荒0.0时代、启蒙1.0时代、变革2.0时代、勃兴3.0时代……从社会价值的视角透视商业文明的迁徙，期盼“义利99”能推动商业文明从负和、零和走入正和的新时代。

“可持续发展金融峰会暨《财经》长青奖典礼2019” 将于2019年1月9日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举行，峰会现场还将发布《发现中国“义利99”——A股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报告（2018）》，了解更多请到文末扫码报名。

本文作者：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秘书长 白虹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全球经济高度繁荣、科技迅猛发展、人类物质财富激增。随之而来的，是能源衰竭、生态恶化、贫富加剧等世界性危机。在思考如何破解困局时，我们可以从商业文明的变迁中，探寻超越增长的方式、回归价值的路径和永续发展的轨迹。

我们从社会价值的视角，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商业文明划分四个阶段，即蛮荒0.0时代、启蒙1.0时代、变革2.0时代、勃兴3.0时代。尽管商业文明以“时代”为标签，但“时代”并不代表“时序”。事实上，我们始终处于蛮荒与变革杂糅、变革与勃兴并存的世界。商业文明在地域、产业及主体间具有多元性；即使是在同一主体的行为中，我们也会发觉其差异。

以百度为例，一方面，基于“用科技让复杂世界更简单”的使命，百度为日活1.37亿用户提供免费信息搜索服务，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价值；另一方面，魏则西事件将百度“竞价排名”的商业运作方式推进公众视野，这不是“对收费传播内容缺乏尽职调查”的技术类故障，而反映出互联网巨头还没有筑起“不作恶”的商业底线。

从0.0到3.0商业文明进化

商业文明0.0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弱肉强食。由英国蔓延到欧洲大陆的圈地运动、到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美洲种植园的非洲黑奴等，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通过征服、奴役、掠夺和杀戮完成的。哲学家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无底线、少规则的环境中，人性恶会倍增式放大，最终驱逐了人性善。这一时代上演着“羊吃人”、“卖鸦片”、“贩黑奴”，一幕幕滴着血和肮脏的交易。

商业文明1.0时代的主要信条是“优胜劣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使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而促进了社会利益。”相对于无边界的垄断经济，1.0时代提倡由商人主导的自由交易；相对于无规则的野蛮生长，1.0时代主张建立公开透明的交易规则；相对于无底线的黑暗贸易，在十八世纪中期，美国费城教友会等宗教团体提出了不涉猎烟酒、博彩、色情和军火等邪恶产业；相对于“枪杆子里面出利润”的血腥收益，1.0时代鼓励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人们欢呼雀跃，迎接商业文明曙光，将光芒归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力量，或是“从利己出发、达利他目的”的人性造化。然而我们看到，市场尽管有威力，但并不万能，有时甚至会失能。市场的自发性可以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而盲目性也摧毁价值。当经济学家忙于修补经济学理论时，大多热衷于优化计量方法，而常常忽略底层逻辑。我们思考一下，市场经济是否仅以“人性恶”为驱动力？如果该逻辑成立，那么“从利己出发、达利他目的”的转化机制是什么？实现路径又在哪里？如果该逻辑有谬误，“人性善”如何参与甚至变革市场经济？

商业文明2.0时代的标志性特征是责任觉醒。在饱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之乐和萧条之痛后，人们开始重启认知，希望借助“利己+利他”的人性去推动市场发展，重构运行规则。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以关注三重底线（3P即People人类、Planet地球、Profit利润）为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从欧洲兴起并迅速蔓延到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拿大蒙特利尔学派、欧洲大陆学派和安格鲁撒克森学派热议了数十年，对社会责任的认知也没能达成共识。诸如它应当定位在慈善活动、风控机制还是公关策略？它的重要性应当高于、次于还是比肩于对利润的追逐？它实际效果是“拉低了还是促进了”财务回报等等。

1970年9月13日，纽约《时代周刊》杂志刊出了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章《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称企业社会责任学说通常是伪装，就算不是伪装，也会增加代理成本，从而摧毁自由市场的根基。他最后总结，“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其利润的活动。”此文一出犹如霹雳，一时淹没了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声浪。许多自由主义经济的追随者放下了“道德被矮化”的尴尬和扭捏，大踏步地回到“唯利是图”的老路上。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市场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以及智利、冰岛等国的制度选择。据说，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生中从未输掉过任何一次学术辩论，但是最终，他输给了与现实的博弈。在弗里德曼去世两年后，美国次贷危机于2008年爆发，全球直接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20倍。在一定程度上说，美国次贷危机的“利剑”，斩断了对理性经济人的幻想。在“金钱永不眠”的华尔街，精英们开始反思社会责任问题。

2005年初，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邀请来自12个国家20家投资机构代表，在70位来自投资产业、跨国组织和公益机构专家的支持下，制定了以“环境-社会-治理”（ESG）为主干的《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ited Nations-Supported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确立了六项原则，即将ESG议题纳入投资决策和分析过程；将ESG议题整合至所有权政策与实践；寻求被投资机构适当披露ESG信息；促进投资行业接受并实施PRI原则；建立合作机制，提升PRI原则实施的效能；汇报PRI原则实施的活动与进程。

责任投资原则标识

该原则于2006年4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布，首批签署该原则的只有荷兰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17家投资机构。此后两年中，响应寥寥，增速缓慢。然而，历经了2008年次贷危机后，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责任觉醒。UNPRI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3月末，签署机构已达1905家，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洲占比53.65%；亚洲增速最快，年增长率29%。全球管理资产总规模达89.65万亿美元，39%为二级市场股权类投资。截至2018年11月底，已有华夏基金、博时基金等17家中国机构加入了该原则。

2010年11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日内瓦发布了《社会责任标准指南》第一版即ISO26000。这项标准历时5年完成，投入的专家来自90多个国家和40多个国际性和区域性组织。ISO26000总结了履责的七项原则和七大主题，其中七项原则包括担当责任、透明公开、重视伦理、尊重相关方利益、尊重法治、尊重国际规范和尊重人权；七大主题包括治理结构、人权保障、劳工实践、环境保护、公平运营、消费者保护、社区发展。ISO26000以其经论证的有效性、可信性、合法性和代表性，将争论了50余年的社会责任纳入了发展规范中。

《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和《社会责任标准指南》的出台标志着商业文明进入启蒙时代。透过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衰落和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冷暖交替，不难看到，不尊重“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是行不通的；不完善“义利并举”的市场规则，是走不远的。

商业文明3.0时代典型特征是“公平为体、效率为用”。在当代语境，就是“以商业的手段去解决社会的问题”。自从资本主义在十六世纪兴起后，出于对商业裹挟的血腥和肮脏的厌恶，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就在《乌托邦》中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平福利的理想国，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和“灵魂比白雪更纯洁的人”。此后四百多年内，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既公平又效率的追求。在商业文明的变迁时代，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发展起来。

“社会企业”由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穆德•尤努斯率先提出，并在2008年出版的《建立一个无贫困的世界-社会企业与资本主义未来》著作中进行了详尽阐述。他以自己创建的“格莱珉银行”为模板，指出了在传统公益组织与商业企业之间的社会企业，它由人性善为驱动，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企业家保障可持续运营但不以营利为目的、投资人可收回投资本金但不能分红。格莱珉银行就是这样一家组织，自1976年酝酿1983年正式成立后，为893万赤贫人群（女性占97%）提供“以人为本”的小额贷款服务。在这家社会企业的带动下，孟加拉赤贫人口减少了一半，从一度濒临战乱转为和谐发展，这一模式也被复制到了美、印等40多个国家。尤努斯及其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也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穆罕穆德•尤努斯

除尤努斯倡导的狭义社会企业之外，自2007年开始，共益组织（B Lab）也开始规模化评估和认证广义的社会企业。截至2018年12月，全球共有2655家企业通过共益企业（Bcorp)认证，其中中国有11家。自2015年开始，以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等机构共同发起，面向全国企业开展社会企业的认证。截至2018年，累计认证社会企业239家。

“影响力投资”是指针对企业、项目或基金所进行的另类投资形式，该投资除了获取财务回报外，也能取得可衡量的社会和环境正效应。它与以ESG为内核的责任投资底层逻辑一致，都强调不仅要考量财务表现，也要增加社会福祉、环境保护和治理结构这三个维度。但责任投资与影响力投资也有诸多不同之处：前者关注投资的底线问题，而后者重视达成的综合效应；前者的发起者是商业性投资机构，后者的发起者是养老基金、公益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等组织；前者关注投资的负面清单（如不投什么），后者重视投资的正面清单（如要投什么）；前者不拘泥于限定的收益群体，后者特别强调资本流向金字塔底层的弱势群体，等等。推动影响力投资发展的国际组织包括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GSG）等。正如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主席、英国社会投资家罗纳德•科恩爵士宣称，“应当将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形成‘用看不见的心’导引‘看不见的手’的新秩序……”。这直指以效率为核心的古典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知体系，旨在引爆全球参与的影响力革命。

2017年末，影响力投资总额为2281亿美元，约占全球投资规模的0.3%。在中国，也有禹闳资本等一批私募基金在探索影响力投资的发展路径。2018年11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经济论坛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会议上，与会人员的共识是：必须推动市场主流力量加入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浪潮。只有市场、政府与社会三方协动，世界才能迎来新时代商业文明的勃兴。那么，如何才能让“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心”相逢？

我们认为，可以从社会价值的视角去评估可持续金融和影响力投资，以可持续金融和影响力投资的手段去推动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的逻辑起点是“义利正和而非零和”，义利转化可以促进义利双升。“社会价值”的实质内涵既不是“单维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单纯的社会责任”，而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的创造方式是以技术、模式和管理创新达成，而非资源密集投入拉动。“社会价值”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于组织内生，而非外部行政指令。“社会价值”的切入要点是通过主营业务去提高社会福祉、保护生态环境，认可但并不鼓励脱离主营业务去做慈善捐助。“社会价值”的倡导边界是组织具有义利并举的初衷、致力达成义利并举的效应，至于“以义为先”还是“以利为先”属于组织自身的战略定位。“社会价值”的发展路径是回归综合价值的创造，计量综合价值的含量，从而完成综合价值的变现。关键在于价值链上中游，即组织如何“做好蛋糕”和“将蛋糕做好”，而并非下游的“蛋糕怎样分配”。

正因如此，在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牵头研发的社会价值评估模型中，“评分子模型”的55个四级指标，从属性标签来看，义类指标占31%、利类指标占41%、义利兼具的指标占28%。作为唯一反映传统慈善的指标，“公益投入”权重仅占2%，并且评分内容还广泛包括是否成立企业基金会，是否有公益捐赠，是否有志愿者投入，是否利用企业专业优势向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含慈善捐款、志愿服务时数等。

社会价值评估模型-评分子模型

值得关注的是，社会价值倡导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方向的商业文明。任何背离市场原则、单纯以道德伦理卡位或按意识形态站队的解读，最终可能走向戕害生产力、扭曲资源配置，从而造成价值摧毁。

商业文明3.0时代，对主流市场的引爆点在于回归社会价值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金融和影响力投资发展。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贡献进行的量化评估就如同“看得见的脑”，这个“看得见的脑”将借助投资及实业“看不见的手”、公共政策“看得见的手”，去触达可持续发展这颗“看不见的心”。心、脑与双手的聚合会激发裂变式反应，从而推动全球的商业文明从负和、零和走入正和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