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白皮书｜全球 ESG 投资发展中的十大关键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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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 月，我受邀在耶鲁大学和创新学者项目的同学做了一场关于“特朗普 2.0”时代下 ESG 投资趋势展望的分享。演讲期间，我虽然尝试尽可能地紧扣会议主题，但还是忍不住面向参会的同学们数了数“家珍”，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在 ESG 投资领域取得的诸多进展。我国是最早响应和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国家之一，也在大力发挥金融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一直以来，无论是政府与监管方，还是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都对 ESG 投资的发展持有积极拥抱的态度，并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等时代命题进行了有机结合。

对于中国 ESG 投资的发展而言，2024 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记得在 2 月初，沪深北交易所同时发布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的征求意见稿，昭示着我国强制性 ESG 信披时代的到来。虽然时值岁末新春，三大交易所发布的重磅文件仍在第一时间引发了业内热议。11 月 6 日，三大交易所又起草《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指南》针对市场关注的双重重要性评估分析、四要素披露框架等重点内容给予了必要的细化指导。从《指引》到《指南》，未来将形成以《指引》为强制性和底线要求，《指南》为参考性规范和典型实践推荐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制度体系。

实际上，国内交易所在 ESG 信披领域的制度探索可以追溯到 2006 年深交所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和两年后上交所印发的相关指导意见，当时就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今年出台的 ESG 披露新规不仅将企业的披露义务从“自愿”提升至（对部分企业）“强制”，而且在披露框架和标准细节上更加体现了与国际相关标准的兼容和与中国实践特色的融合。

新规“划时代意义”的另一个面向，还在于它首次明确将“投资者”作为了企业 ESG 报告的核心读者之一，并引导上市公司从“财务重要性”与“影响重要性”的双重视角对 ESG 议题进行识别、分析和披露。随着交易所 ESG 信披新规的正式落地，以及财政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的制定和即将发布，中国 ESG 投资发展的数据可及性、可靠性和可用性难题有望得到破解。而除了 ESG 信披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今年我国在 ESG 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开展的政策创新还有许多：从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顶层设计，到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从出台首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专项法规，到明确生态保护的三大补偿机制……国内 ESG 投资落地的方向日益明确、路线逐渐清晰。

伴随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快速变化，我国产业可持续转型步伐显著加快，企业 ESG 实践的背后也有了扎实的经济逻辑支撑和现实的业务发展考量。能源价格、融资成本、财税激励、市场准入等因素驱动下，不少企业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和机遇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与心得。当公司 ESG 绩效与经营业绩、财务表现之间的关联逐渐紧密，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考量也有了更多的抓手，ESG 投资的双重价值也进一步得到验证。

最后，国内社会对于可持续商业理念的认可，也是助推 ESG 投资发展的重要力量。上世纪七十年代，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繁荣和工业化的深入，西方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从强调满足基本生存和物质需求，转为更加注重自我表达、公正平等、环境保护等更高层次追求的“后物质主义”阶段。

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新一代的企业家愈发认真思考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共生互益关系，而民众的消费偏好和投资取向也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负责任消费品支付溢价、为良心商家声援支持—与其说这是在为企业情怀买单，不如说是在为共同的未来投出“货币选票”。与此同时，ESG 投资理念受到了国内市场的广泛欢迎，不仅有银行、基金、保险等大型机构投资者的率先引领，许多中小投资者也在积极了解和参与 ESG 投资，在政策制度创新、产业发展转型与社会理念演变这三股“东风”的吹拂下，我对中国 ESG 投资的未来充满信心，也期待与读者们共同迎接全球 ESG 投资“中国时刻”的到来。

今年是联合国在《Who Cares Wins》的报告中首次提出 ESG 概念 20 周年。不知不觉中，ESG 和境内 ETF 一样，已经走过 20 年的风雨历程。2017 年，当华夏基金成为境内首家签署负责任投资原则（PRI）的公募机构时，业内还在疑问 ESG 是什么，把 ESG 考量纳入投资决策是否有利于组合表现；七年后的今天，ESG 的讨论议题已细化到 ESG 报告的编制指南、转型金融的标准、可持续供应链的管理、气候价值风险、碳交易市场等方方面面，足见 ESG 在中国走实走深的路程上前行了多远。

今年也是中国 ESG 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国内三大交易所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财政部发布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交易所的相关指引明确了部分企业必须在 2026 年开始披露 2025 年度的 ESG 报告，也鼓励其他上市公司自愿发布 ESG 报告。证监会特别强调 ESG 报告的质量，指出 ESG 报告不是广告，指引是考纲，不是课外阅读材料。财政部的披露准则，明确与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的可持续准则 IFRS S1 接轨，并较 ISSB 强调财务影响的实质性更进一步，要求企业披露外部影响重要性的议题（或称双重实质性）。后续财务部还将制定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让企业披露更具实操性。

从更大的视角看，推动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只是国家发展大棋局中的一子。今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对全面绿色转型做出了顶层设计。去年中央提出的“新质生产力”，金融五篇“大文章”。今年新国九条中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公司治理、分红的强调，都呼应着 ESG 中的环境和公司治理理念，ESG 可以作为很好的抓手助力实现国家的战略性目标。

即使从微观的企业视角看，无论是从全球气候变化对企业财务的重大风险和机遇的角度，还是从避免黑天鹅，加强风险管理的角度，亦或从更好的激励人才、留用人才的角度，有识之士已从多个角度论证了 ESG 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需求，即在企业“出海”从可选项日渐成为必选项的今天，在出口“新三样”（新能源车、锂电池和光伏组件）、“电商出海”日益倚重 ESG 监管法规十分完备的欧盟的形势下，做好 ESG 已经成为合规的基本要素，企业面临不达标即出局的风险。

从全球视角看，虽然这两年来在市场行情、反 ESG 声潮、漂绿丑闻的影响下，可持续金融产品的净流入持续减缓，在美国甚至出现了净流出。特别是，随着美国政局变动，对环境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胜选，ESG 还将面临更多政策层面的挑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 ESG 的韧性：即使近几年政策环境持续逆风，全球 ESG 基金的规模仍持续增加，在三季度末达到 3.29 万亿美元的新高，相关研究依然发现 ESG 基金相对传统基金，在大多数时期都有超额收益。

我们在回顾 ETF 走过的 20 年时曾感叹，ETF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壮大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而是突破一道道窄门后的厚积薄发。我们认为 ESG 投资也是同样的道理，大概率不会遵循线性发展曲线，而更可能是脉冲式发展，大年小年交织行进。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信念，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夯实内功，厚积薄发。相信在一道道的窄门后，迎接我们的会是 ESG 的碧海蓝天！

01 全球可持续信披标准生效，多国积极推进本土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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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 ESG 概念在联合国提出 20 周年，过去 20 年也是 ESG 在全球广泛传播和实践的 20 年，是 ESG 走向标准化的 20 年。全球已有数十个经济体对首批 IFRS 可持续披露准则表示了支持，并积极将其采纳为制定当地信息披露政策的依据。在将 ISSB 标准转化为监管制度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部门基于当地的现有政策与市场情况进行了本土化适配，具体表现在实施的时间节奏、覆盖的企业范围、内容的调整幅度等方面。在发达市场之外，中国、东南亚、巴西等新兴市场也在积极推动全球标准的本土化落地。

02 欧美市场反漂绿监管加强，ESG 评级产业规范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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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近年来多家知名金融机构爆出漂绿丑闻，2023 至 2024 年间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等地的金融监管部门相继推出针对 ESG 基金市场的监管措施。同时，为了促进 ESG 评级与数据产业的规范化，印度、新加坡、英国、欧盟、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出台相应的监管措施及政策文件。预计在即将来临的“欧盟基金命名规则”的新反“漂绿”法规的最后期限之前，可持续基金领域的变革或将进一步加剧。

03 国际可持续基金市场回暖，欧美市场发展分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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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年二季度末，全球签署负责任投资原则倡议 (PRI) 的机构数量在 5300 ～ 5400 家之间波动缓降。

受到“反 ESG”运动影响，北美和欧洲部分国家的负责任投资原则倡议 (PRI) 签署方数量有所下降。可持续基金市场方面，在经历了自 2022 年以来连续 8 个季度的净流入缩量、甚至净流出后，全球可持续基金市场自 2024 年 2 季度以来迎来净流入量增长，连续在二、三季度录得 63 亿、104 亿美元的净流入，基金总规模在三季度末达到历史新高的 3.29 万亿美元。

欧、美两地可持续投资市场的发展态势分化。欧洲可持续基金市场在 2024 年前三季度保持资金净流入，其存量占全球市场的 84%，但净流入自 2023 年四季度以来已连续下降，且增速弱于普通基金；而美国市场在经历了连续八个季度的净流出后，净流出量在今年收窄，已连续三个季度流出减少。且因基金净值增长，存量基金规模在三季度实现了增长。

04 国内可持续信披制度突破，监管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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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国内三大交易所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后又于 11 月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财政部于 5 月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可持续信披制度建设迎来了“里程碑式”的一年，明确了部分上市公司 2026 年前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同年，新《国九条》及证监会、交易所配套制度文件接连出台，也昭示着我国资本市场正在开启全新的发展阶段，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将更上一个台阶。

05 我国碳市场制度更加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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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国务院出台首部行政法规，明确了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主要环节和主体责任，与其他配套文件一起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制度保障。目前，全国碳市场已发展成为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的单一碳市场，但市场的交易规模和交易价格仍有较大提升空间。9 月，生态环境部宣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覆盖水泥、钢铁、电解铝等行业。2024 年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措施频出的一年：国务院颁布了世界首部针对生态保护补偿的法律，明确了我国生态保护补偿的主要机制；生态环境部更新了我国到 2030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并与联合国有关部门共同启动了“昆明基金”，以支持“昆蒙框架”相关目标的实现。上市公司的生物多样性参与度提高，2023 年有逾六成沪深 300 公司披露采取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较2021 年的比例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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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国可持续金融生态的参与主体继续扩张。截至 2024 年二季度末，境内（含香港地区）有 220 家机构签署负责任投资原则（PRI），26 家签署负责任银行原则（PRB），5 家签署可持续保险原则（PSI），17 家签署 CA100+。2024 年前三季度，中国内地 ESG 主题基金成立放缓，新成立 ESG 主题基金 32 只，合计成立规模 187.6 亿元；受益于国内股票市场的反弹导致净值增加，截至 2024 年三季度末，ESG 主题基金总规模达到 2235.41 亿元，较二季度末上升 14.8%，恢复至 2023 年末的水平。同一时期，ESG 主题理财产品的数量与规模取得显著增长，在 2024 年二季度末规模达到 1880 亿元，同比增长 18.5%。可持续融资方面，截至 2024 年二季度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升至 34.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8.5%，增速稍有减缓；上半年各类可持续主题债券发行共374 只，规模合计约 3418.32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近五成。

07 A 股公司 ESG 报告披露率逾四成，ESG 实践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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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三季度末，我国有 2220 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上一年度 ESG 报告，占比逾四成，发布率较上一年提升 7.0 个百分点。近三年来，沪深 300 公司 ESG 管理实践上取得显著进展，披露碳排放的公司比例升至近六成，气候行动举措几乎全面覆盖；公平雇佣政策覆盖度逐年上升，而高管与员工平均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倍数中位数从 2022 年的 7.44 降至 2023 年的 6.7，社会公益与乡村振兴实践愈发普遍；设有ESG 委员会的公司占比几乎翻倍，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占比稳步提升，分红与回购积极性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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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积极引导投资机构履行股东权利与义务，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自 2020 年以来，ESG 议题越来越频繁出现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资料和机构调研公告之中，机构调研公告中涉及 ESG 相关话题的比例从 2023 年上半年的 4.2% 跃升至 2024 年上半年的 6.4%，表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沟通 ESG 事宜正在成为新常态。通过分析已签署 PRI 的 16 家公募基金公司上一年度报告数据发现，其中多数已将尽责管理纳入负责任投资政策，多数表示通常会优先开展协作，即联合其他相关方对被投公司进行尽责管理。当与被投公司沟通不顺、效果有限时，撤资、加入或扩大同盟是最常用的升级措施。社会议题分析在 ESG 投资界的重视程度提升、有效性得到数据佐证。国际上相关机构发布社会议题相关评价体系、企业基准和分析框架，可为投资者开展研究分析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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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持续信披国际通用标准和国内监管政策的出台、ESG 数据质量与可及性的显著提高、ESG 的财务实质性研究与信披的深化，从“标签式”ESG 投资的 1.0 时代跃升至与基本面分析紧密结合的 ESG 投资 2.0 时代已具备条件。ESG 投资的 2.0 时代也将为可持续投资的本土化创新实践提供更宽广的路径，行业中性、市场化原则、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也有力回应了 ESG 反对者对 ESG 投资的各种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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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投资在国内“走实走深”，一方面需要在已有指引、准则的基础上，加快完善 ESG 信息披露标准及操作指南的细化和应用，出台统一的对 ESG 产品的鉴定认证标准，降低产品名不副实、“漂绿”的风险。此外，以全国社保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险资机构为代表的“耐心资本”、资产所有者要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加大委托投资中 ESG 的考核。自下而上方面，则要优化 ESG 数据使用方法、拓展挖掘实质性 ESG 议题，加强与投资者互动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