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G智享会 | 碳关税潘多拉魔盒将启，对中国和全球影响几何？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新热点，世界多个国家已经提出本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绿色发展正在成为全球共识。2023年4月18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新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规则，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对于全球绿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还会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变量，改变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

2022年6月，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简称”社投盟“）与全景ESG联合举办SDG智享会，邀请社会价值投资联盟SDG公益智库专家、广东省绿色发展及低碳节能技术资深专家、创源低碳科技（广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聂兵先生，围绕“碳关税”进行多维度深入探讨，并在全景财经视频号、社投盟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CBAM是欧盟国家针对高碳排放国家的产品推出的一项贸易的制度。一方面，世界不难从中看到欧盟对于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前瞻性、主导性都非常强；另一方面，它对全球的贸易政策、经济政策特别是投资政策都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对于投资者来说，在CBAM制度下，他们不仅仅需要关注某一类的项目或者产品，甚至需要关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

欧盟推行碳关税制度，我们更多地认为出于以下几个目的：一是寻求碳的定价权，这个定价权关乎到今后欧盟各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各产业、产品技术的更新换代也有直接影响；二是CBAM的实施包含一个“三年过渡期”（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过渡期内，有关进口商无需根据碳排放量购买CBAM碳排放额度，但仍需履行报告义务，包括每季度报告上一季度进口商品所含的碳排放量，对直接排放、间接排放以及欧盟以外的排放支付成本等予以说明。这个过渡期其实包含了另一种意思：欧盟希望把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碳关税推广到全球，让世界遵守它的规则。

遵循西方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制度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有可能会给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业带来致命的影响。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碳关税已经来临，我们需要积极地去应对。目前我们正处在政策实施前几年的缓冲期，在执行层面比如碳排放的核算、碳价的对比等，都会涉及到欧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协调和认可，与碳贸易相关的种种制度，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关税推行可能遇到的阻碍以及碳差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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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关税推行的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于国与国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对于其关注程度差别巨大，碳关税实行需考虑到每个国家的排放量不同、出口量不同，大家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成本也相应地有所调整。如欧盟CBAM首先覆盖钢铁、铝、化肥、水泥和电力行业，经过测算，我国的钢铁、铝制品行业在2026年碳关税正式推行之后每吨的成本都会有所增加，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地重视和警惕。

CBAM的申报流程 | 图源：中创碳投

而对于较多向欧洲出口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巴西等，受到碳关税的影响会相对较大，碳关税推行的阻碍也较大，主要集中在碳贸易中双方是否对等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同国家对于碳交易有成熟与否之分，有的国家甚至没有碳交易制度。对于没有成熟碳交易体系的国家来说，很多的时候可能只能被动地输入欧盟碳关税，接受这个规则，这种压力对于他们来说将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目前的碳价在几十元人民币，欧盟则在80欧元以上，为什么我国与欧盟的碳价有如此大的差异？首先，我国碳交易市场存在的目的和作用不太一样，我国希望通过政策的、经济的、市场化的组合手段，推动社会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也就是实现我们常说的“3060目标”，我们希望碳贸易更多地是政策工具和市场工具的有力结合、政府和市场都能认同的一种调节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碳交易并没有完全地放开；第二，我国在现阶段仍需要控制整个碳市场的风险，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国家能够对于碳交易适当地放开，市场将被活跃起来，我们的碳市场才能够体现出引导碳减排的作用；最后也是考虑到国计民生的问题，比如我国的农业碳价格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因此我国的碳价相对于欧盟来说还是更低一些。在未来，我国碳市场将从目前的八大重点行业逐步扩展到全行业，因为我国的碳排体量相对于欧盟或者其他发达国家来说要多很多，这就更需要我们“有序推进、稳步推进”。

碳的排放一定需要有成本，中国碳价上升也是一种必然。而中国的碳价处于缓慢上涨的阶段，从反方向来说，碳减排是有“收益”的，并且收益是从减排量的抵消中获得的。因此，未来几年，我们国家更应该重点考虑如何“将我国的碳价适当提高”或者“将高碳排产业的碳排放快速降低”，这不仅能让我们在应对碳关税时更加从容，也能对我国的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有巨大帮助。

三、CBAM和CCA有哪些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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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美国参议员在国会上提出了CCA，也就是美国版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一定程度上构建了碳关税堡垒，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各产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欧盟相比，美国版碳关税仍处于构想阶段。

CCA和CBAM在以下几点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征收标准不同，欧盟希望对CBAM范围内的产品在碳成本缴纳方面实现覆盖，而美国CCA则力求通过对高出基准线的碳排放强度施加惩罚促进企业减碳；二是有国别差异，CCA机制适用于进口商品也适用于国内生产商，而欧盟CBAM仅对欧盟范围外的进口商品进行征税，相较而言有更强的关税壁垒作用；三是在覆盖行业范围上有所不同，CCA覆盖面较CBAM初期纳入行业更加广泛；四是定价标准差异，美国CCA采用政府定价机制，碳税每年将比通货膨胀率高出5%，而CBAM价格采用市场定价，与每个日历周EU-ETS配额的平均拍卖价格保持一致；五是进口商碳强度的计算方式不同，CBAM进口产品内涵排放量既可以通过实际测算也可以采用缺省值法，CCA则对数据透明与否的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核查；六是碳税用途不同，CBAM将用于保护欧盟境内的气候行动，CCA每年税收将捐赠给减碳技术开发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脱碳和实现净零排放。

图源：网络

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不管是CBAM还是CCA都有一个核心：数据必须透明。如果国家的数据不够透明，那么碳关税政策就会用市场或贸易的手段“让”其数据透明，或者这些国家需要接受碳关税制度认可规则来核算碳排放数据，这些数据又与化石能源使用、工艺先进行水平、材料先进性等情况息息相关。当我们将这些核心数据提供给碳关税征收国之后，对我国的产业发展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

当然，碳关税的本质是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使我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我认为它也应该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来了解国家发展水平、先进程度。因此，不管是应对CBAM还是CCA，都不只是某一个行业、某几家企业的事情。首先，政府在整个的市场机制特别需要在碳市场建设方面统筹考虑，要尽早且准确地分析这种制度对我们国家带来的影响；其次，对于重点行业或者今后要发展的新兴赛道、能够带来碳减排的支柱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风电等，我们也需要分析碳关税制度对其发展影响如何，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措施。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从“参与者”变成“引领者”，提出我们自己的碳边境关税、清洁竞争法案，做一个对等的输出，而非只是被动地应对。

四、目前有何政策帮助国家间衔接？我国以及我国的高碳排企业能够通过哪些方面应对碳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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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不论是企业、行业还是国家，还是应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看待欧盟碳边境调节税。碳关税是从价格的引导来应对气候变化。从长远发展、我国自身需求以及国际平等贸易来看，我国都应该很好地去利用碳关税制度，不管是结合我们国家已有的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我们都应该争取国与国之间共同发展、共益发展，“义利并举”。

我们可以以碳交易为切入点，加强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碳市场上的合作。只有与其他国家在碳交易上形成互动，我们之间在碳价上才有可能在未来慢慢地拉平成同一水平线。当我们拥有了相对公平的筹码，再与欧盟进行碳价的谈判，我们才能够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古话言“人多力量大”，我个人认为不管是哪个地区的国家，如东南亚、南美、中东国家，都应该积极参与碳关税，合作互利，争取自己的定价权，与欧盟“共同协商”碳价，而非欧盟对于其他地区“单方面地通知”，而当我们掌握了定价权，我们选择的余地和空间都会更大一些。

图源：网络

碳关税来临已成定局。钢铁、铝制品、化肥等重点行业将会最先、最直接地感受到这种新的对于碳排的约束，比如各项贸易壁垒、反倾销的政策等。第一，这种制度约根本来说还是一把双刃剑，企业最直接的感受应该是投资者的关注点发生变化，投资者需要关注全产业链的这种投资情况。第二，基于消费的供应链，CBAM范围的企业需要建立自己的碳排放智能化管理系统，对产品的碳足迹要进行跟踪、对国外的同类产品碳排放进行检测。最后，我认为还是需要积极地参与碳市场、碳交易。只有碳市场活跃起来后，企业对于减排成本、合理的碳价等标准才能够进行很好地判断。而对于我们国内高排碳企业来讲，应有法规培训、宣传引导，积极地参与到碳市场中，也是应对CBAM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碳关税已成确定性事件，如同一个即将启动的潘多拉魔盒，将给全世界带来双刃剑一般的影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主动地去适应国际市场的主流规则，另一方面要善于在区域市场发出自己的声音、掌握自己的碳的定价权。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断适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