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 2022-06-02 20:43 发表于广东
以下文章来源于甲子发现 ，作者甲子发现
如今，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成全球共识。而想实现“双碳”目标，推动非化石能源替代最为关键。因而，开启能源革命，使生产用能从化石能源消耗转变成清洁能源消耗，就成了各国发展的大势所趋。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突破能源领域的“不可能三角”是制约能源替代的主要瓶颈。
所谓能源的“不可能三角”，是指能源的低成本、清洁环保与安全稳定三要素几乎不可能同时实现。因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追求能源的清洁环保与安全稳定，往往会伴随着发电、用电成本的大幅提升，电价与用电稳定性也难以保障。
国际上，突破这一困境的思路非常一致，即通过能源技术创新，来降低清洁能源的发电、用电成本。于是“碳交易”“碳市场”“碳金融”等概念应运而生。
能源科技的发展往往耗时长、难度大、投入高，所需要的资金具备“长周期、低成本、大规模”三个特点，这明显与资本追求“低风险、快流动、高回报”的自然运作逻辑背道而驰。
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能通过分配碳排放配额，来强制高耗能企业向低耗能企业购买配额，从而引导市场资金向低耗能企业流转。
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参与碳交易市场建设——中国在2021年7月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为第一个建立国家级碳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以此推动“双碳”政策的落地。
那么，在现实压力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碳市场建设是否顺利？从市场整体视角看，我国企业履约情况如何？对于履约压力更大的高耗能企业而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碳金融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为及时把握中国碳交易的发展现状，洞见中国碳市场、碳金融的发展趋势，5月27日，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副理事长葛兴安在上海优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上海 ITPO主办的“科技创新 零碳未来”系列直播活动中，为观众带来主题为《双翼齐飞，一“碳”究竟》的主题分享，与优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傅源进行对话，深入探讨了上述问题。
1.中国双碳发展20年
优也董事长&创始人傅源：你第一次听“碳中和”、“碳达峰”是哪一年？我想应该是2008年吧？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副理事长葛兴安：我第一次听“碳”这个词是在2007年哥本哈根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在2007 年其实已经很火热了，所以从2007年我就一直在探索这个领域。但听“碳中和”稍微晚一点，大概在2012年左右。“碳”这个话题在国际社会谈得很早，但“碳中和”是碳的高级阶段，所以出现得比较晚。傅源：我听“碳中和”也是大概在2012年，当时我在麦肯锡做大工业节能，欧洲的同事也在做类似项目，他们说节约多少能源，相当于减少多少碳排放，等于种了多少棵树。但当时中国并不是这样。从去年开始，双碳变成了国策，大家都一定要去实现这个目标。你能从国际上分享一下“碳”的历史背景吗？葛兴安：1992 年，联合国开始组织各个国家就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展开会议，成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在组织协调下，联合国各成员国从1995年的柏林开始，每年都要举办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如今已经持续20多年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参与者变成了贡献者。从 1992 年到 2001 年，我们国家就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的谈判。1997年在日本京都达成的京都协议，在整个联合国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主要有两点：第一，明确了发达国家要率先强制性减排，这是发达国家应当肩负的责任。第二，建立了三个全球碳交易市场的机制。其中一个机制叫清洁发展机制，与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密切相关。这从机制层面奠定了全球碳交易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真正进入了稳定、快速和长期发展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也在快速地增长，国际社会要求我们承担的减排责任越来越大。对我们来说，发展权是我们最根本的权利。按照我们国家的资源禀赋，中国那时候的快速发展必然是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积极地采取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是我们的发展权不能受到影响。2007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第一次跃居世界第一，全世界对我们的减排要求就越来越高。联合国在谈判过程中，开始要求不能按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承担减排责任，而是要求主要经济体都要承担减排责任划分。2015年，我们国家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的参与者与贡献者。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和世界各国一起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这是目前为止全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目标和法律文本确定。2015年至2020年，我们进一步从参与者、贡献者成为了引领者。因为美国在此期间退出了巴黎协定，中国和欧盟扛起了继续推动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任。特别是在 2020 年 9 月份，我们国家又明确提出了 2030 碳达峰和 2060 碳中和这样的一个非常雄心勃勃，非常具有意义的减排目标。中国在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了。再简单说一下碳市场。中国碳市场发展简单分为3个阶段。2011年之前，中国作为碳市场的外部观察者进行参与。当时我们理解的国际碳市场是自洁碳市场，使用了清洁发展机制进行减排，作为企业碳排放抵消。第二个阶段是2011 年之后，那是中国碳市场的起步阶段。2011 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宣布在国内部分地区开展碳交易试点，深圳是其中之一。2013 年的6 月 18 日，深圳碳市场作为全国第一个碳市场，也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正式运营的碳市场正式启动。直到去年7月，我们一直在进行全国碳市场的筹建。第三个阶段就是从去年7月至今，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这标志着中国碳市场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技术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傅源：我此前有幸对话成思危先生，他说碳是非常好的经济和金融杠杆，让国家进行高质量发展。因为如果只从GDP对政府进行考核，那么各地就只看GDP，其他都不管。但如果我们可以引入双向机制，实现GDP与碳排放的双向高质量发展，其实更能协调经济的平衡。比如有的企业发展很好，管理很优秀，就能把碳排放指标卖掉，这样就达到了发达地区和发展地区的多方效率平衡。葛兴安：成先生这个观点我深表赞同，如果一个国家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只能有一个底色，那就是绿色。首先，应对气候变化，“绿色”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如果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没有做到位，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太可能实现。气候影响绝对不是对一个城市或者地区的小影响，而是对国家的整体影响。第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是必须的，它和我们高质量发展是一脉相承的。高质量发展其实是发展动力的转换，特别是要从过去我们以资源投入作为发展动力，转化为以科技的革新、科技的力量来推动可持续发展。显而易见，应对气候变化是需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的技术和产业的。按照我们现在全社会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成熟度来讲，要实现2030年和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一半的减排量可以通过绿色低碳技术实现，还有另外一半的减排需求。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必然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的技术和产业。而这些技科技发展的动力才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第三，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我们更加高效地利用所有资源、循环利用资源，都是非常有效的减少碳排放措施。例如优也非常熟悉的炼钢。如果我们用短流程，用废弃钢材进行炼钢，整个碳排放会减少得非常明显。所以整体来看，高质量发展必然离不开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大幅提升，离不开双碳目标的实现。傅源：优也服务过的基础工业，它的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不光是炼钢，铝工业也是，能量密度基本上是最高的。我们大部分的还是原生铝，就是从铝土矿炼出来的。炼钢也是长流程，是用户通过焦炭然后把铁矿石炼出来。其实在国际上，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它更多的是再生铝，就是把废旧铝材、钢材回收进行炼铝、炼钢。这种循环经济，国际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领先。这和国情和习惯有关。比如我们的大楼要拆旧，里面铝合金的门框、窗户、钢筋，到底如何实现最高效的回收，这里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问题。那么回到碳市场，对于这种高能耗企业，你对于他们未来要做哪些基础工作有哪些建议？葛兴安：目前全国碳市场已经启动，目前火力发电已经被纳入碳市场，未来还有七个高碳排放要进行扩展，包括化工、建材、钢铁等。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第一步要做好能源效率的管理，提升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加强碳管理的动作和措施，比如碳排放核算，摸清自己的家底。这是碳排放管理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设计自己的减排措施和路径。摸清自己家底之后，就知道自己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哪些环节和设备，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减排措施。在此基础上，就会有成本和减排量的考量。那些被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只要自己做到减排，相应地就会产生富余的配额可以在市场上获利，抵消自己在减排上的投入成本。在设计完自己的减排路径后，第三步就是措施的落地。而最后一步则是碳减排的评估，看看整体效果怎么样，未来在市场上可能有怎样的价值。每个企业都需要走过这四步。3.碳金融杠杆如何撬动双碳目标实现？
傅源：在这四步的过程中，企业肯定需要对减排技术进行投资，对这方面你有什么洞见？葛兴安：企业碳减排有很多措施可以选择，但企业肯定优先选择成本最低，但减排效果最好的手段，再慢慢走向成本和技术难度更高的措施，这是一个成本和收益不断平衡的过程。从长期来看，绿色低碳技术的整个创新发展是非常需要风险资金投入的。但中国的风险资金投入也有不足之处，比如风险投资时间周期比较短，能否真正匹配技术成熟度的发展？从国内来看，这种不匹配性还是比较强烈的。所以这个从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发展的角度，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绿色低碳的产业发展基金更多的投入。因为产业发展基金往往能够看得更加长远。而且产业发展基金可以为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提供直接的试错场景，更有利于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快速发展。目前绿色低碳领域产业基金是非常紧缺的。我们希望更多的产业基金，特别是高碳排放领域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能够担任绿色产业基金的出资方。葛兴安：在2012年之前，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还属于零星尝试阶段。从 2012 年到 2016 年，属于中国绿色金融谋划发展阶段，很多顶层设计文件政策都是在此期间制定的。从2016年到2020年，是真正属于中国绿色金融的起步阶段，随着国家的顶层设计文件确定之后，我们整个的绿色金融发展非常快速，其中尤其以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发展是最为迅速的。到 2021 年末，中国的绿色信贷余额是 15.9 万亿元，位居全世界第一。绿色债券的发行总量是接近 2 万亿元，余额是大概在 1.4 万亿元，这个规模也是位居世界前列。而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中国又明确提出了双碳目标，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也高度重视，明确提出绿色金融服务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开展创新，在政策激励、产品创新制度要求，在管理的要求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工作和要求。傅源：说到金融，不能不提的就是“收碳税”，国际上碳税已经开始落地，欧盟在3月22日明确了收税的时间点和行业，近期也提及要扩大行业，加快步伐。碳税这种思路对中国的发展和贸易会有哪些影响？葛兴安：使用碳税进行碳排放调节，未来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确实是越来越大，过去的五六年以来，联合国也好，还是国际上气候变化研究的著名机构也好，每年它们发布的关于全球气候总体状况的研究的结论总是会给我们敲响一轮又一轮的警钟。欧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支持者，他们一定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目标实现，那么碳税就是工具之一。但事实上，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划分，其实是达不到巴黎协定所追求的。所以欧盟国家需要更强的地推动其他国家提高减排目标。碳税就是其中的一个手段。碳税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影响肯定越来越大。中国要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需要建立企业级和产品级的管理体系，否则将会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吃亏。从今年两会开始，就有多位人大代表提出建立相关产品的“碳足迹”核算体系。目前中国部分产品在国际上已经遭遇碳足迹的要求和挑战。无论从贸易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中国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和产品级的碳排放数据的管理体系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的主管部门也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我们国家的能源禀赋决定了我们国家的化石能源是占大多数。2000 年，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里面，煤炭占到70%。2019年，中国成功把煤炭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的占比降低到57%，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跟全世界煤炭占比23%的能源结构对比，中国的还是占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还需要降低自己的碳排放。4.碳足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挑战巨大
傅源：碳足迹这个词最近非常热门，碳足迹其实涉及到整个生命周期管理。对于碳足迹，你有什么洞见？葛兴安：产品碳足迹在碳排放核算方面难度最高。产品碳足迹核算分两种，一种是“从摇篮到大门”，也就是说，从上游原材料开采、运输、加工，一直到生产工厂的大门的碳排放都需要计算。另一种就是全生命周期，也就是“从摇篮到粉末”，就是除了从摇篮到大门后，还需要加入工厂的生产、运输、销售，甚至是消费者使用产品时的能源消耗、碳排放等。最后，消费者不再使用你的产品，那么把这个产品作为废弃物进行丢弃、回收、填埋或者其他处理方式，整体的碳排放都要包含在内。目前从全球来看，全生命周期，也就是“从摇篮到粉末”的全流程的产品的碳排放，对此的碳核算是最受关注的。这整个过程周期多长？其中涉及多少环节？等等问题，整个碳足迹要完整测算，其实难度非常高。全世界其实很少有国家能够建立完整全面的碳足迹数据库。而我们国家才刚刚起步，总体来说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傅源：我此前在日本买过旅行箱，所有材料都是100%可降解的。还有之前买过一个高端品牌的童车，所有材料都需要可追溯、可降解。当时我非常惊讶。这里是否也涉及到碳足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葛兴安：是的，这里面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关联。如果产品是可降解材料制造，那么废弃之后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直接进行产品回收并快速降解，就可以直接变回原材料，不需要从头开始生产，减少碳排放。第二，如果不回收，直接进行填埋，那么它可以自然分解，直接降解到土壤里，也不会产生危险元素。傅源：企业在碳足迹的管理方面，一定需要涉及数据。中国与欧美在数据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在这方面你看到了我们有哪些必须应对的挑战？葛兴安：第一，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问题，就是数据管理体系如何建立？比如说我们能源有能源管理体系，环境有环境管理体系，但是碳数据的管理体系，目前建立起来的企业其实并不多。这一块其实是需要大力的推广和认证的。第二，部分特殊行业的碳排放环节非常复杂，碳排放数据的收集和鉴别难度很大，尤其以我们的化工、水泥等行业最为典型，碳排放数据的精确测量和核算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这些行业需要更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核算服务。第三，目前企业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碳管理非常有利的工具。碳数据本身是无形的，非常适合以数字定量的形式存在于一个数字化体系的工具中，然后我们利用技术手段和工具，对这些碳数据进行管理分析，为企业优化自己的碳排放管理提供策略。
第四，碳排放数据管理，也需要与具体的目标和场景相结合。比如企业对自己的企业层进行核算，还是对产品层进行核算？企业碳排放数据应用到哪个场景，就会有不同的碳排放核算方法。比如产品要出口，或者是供应链其他合作伙伴要求提供碳足迹，那么碳排放核算又是另一套体系和方法。企业在建立整体碳排放管理体系时，一定要考虑不同的场景。傅源：双碳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碳交易等其实都是促成目标实现的杠杆，但真正的原动力、或者观点的改变应该来自于哪里？葛兴安：经济动力肯定是其中之一，但除了经济动力之外，企业社会责任也是重要的动力。中国有很多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成长很快。当企业成为行业优秀代表的时候，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就越来越强烈。总体来说，经济动力可能更加重要。而社会责任需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全体公民都有更高的个人价值观，共同认可绿色低碳健康的生活。有这样的理念和想法，公民自己可能就会率先开展相关的工作，在生活消费上实践。傅源：感谢葛总的精彩分享。其实为什么优也吉光源能够和联合国一起来办这个活动？首先优也吉光源是致力于工业可持续发展，通过新的技术、深度运营，把专业知识沉淀，服务于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甚至所有工业企业，特别是在能碳以及效率方面。我们有专业的PaaS平台，数字孪生平台做这种大型实时交互计算，做大工业的能碳导航，而且这个PaaS也开放给ISV，搭建自己能碳监测体系，同时还会有不少对于企业运营提升的解决方案。优也吉光源是我们的能碳品牌，能碳工业互联网底座以及一系列的能碳服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5.互动问答
问题1：碳金融跟股票未来会有直接关联吗？作为个人投资者能否提前布局？葛兴安：事先声明，以下的回答是我个人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碳金融以后是股市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碳中和时代，在这个时代，低碳、零碳、负碳的企业，发展潜力一定会得到增强。碳中和在全球的市场非常巨大，至少在百万亿美元以上。而它的发展风险会进一步降低。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这类型的企业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更低的发展风险。那么这样的企业一定在资本市场有更好的表现。问题2：我国企业在碳排放履约情况如何？对于履约压力非常大的企业而言，出路在哪里？碳金融真的能够帮助他们吗？葛兴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根据国家生态环境环境部的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履约量进行计算，我们第一期的碳市场履约率高达 99.5% 。这个履约率是非常高的，也达到了国际水平。但从履约主体来看，确实会存在高碳企业面临履约压力较大的情况。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其实它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绿色低碳转型目标规划和行动。因为短时间减排的措施可能很难缓解它自身在履约方面面临的难度。减排需要有目标、措施，还要花时间去把措施落实到位。越复杂、技术难度越高的减排措施，需要时间也越长。从这个角度来说，高碳压力非常大的企业，它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有一个长期的规划，然后有一个坚定的执行。从碳金融的角度，其实也是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做出很多的贡献。比如目前我们碳金融领域常用的碳资产的质押贷款。碳资产的资产证券化其实也都是非常好的帮助企业进行融资的方法和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机构也是对碳市场、碳金融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期待。我们也希望碳市场、碳金融能够更加规范、高效，满足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业务的需求，才能从制度上、机制上为我们的高碳企业有所帮助。问题3：作为一家钢铁企业，在碳交易面前，当下我们要做什么？高能耗企业，有哪些模式创新能够实现低碳转型？葛兴安：整个钢铁行业目前在研发低碳的原材料，替代原来的高碳原材料，来降低整个钢铁行业的碳排放，以及设备能源效率的提升。而高碳企业的模式创新，我想归根结底还是要基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时间周期更长、难度更大，面临不确定性更多。模式创新可能短期内见效快，但我们要2060年实现碳中和，所以模式创新对碳中和的实现可能还是不够的。我当然也不反对模式创新能够在短期内减少我们的碳排放。只是我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问题4：如何让规则更加完善，让投资者和企业家都能够快速向低能耗和低碳领域转移？葛兴安：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大，我个人从绿色金融的角度解读一下。首先我认为我们需要建立碳排放数据的管理体系，能够让企业把碳排放进行定量化管理。在此基础上，碳市场、包括碳金融的创新，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数据基础。这个数据基础其实就是一个规则，因为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数据之后，才能让规则基于数据建立起来。从绿色金融的角度来说，规则要帮助我们去建立绿色企业、绿色资产、绿色贸易等，并在不同场景下设置不同的优惠政策。我相信整个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的热情一定会更加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