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石问路 | “影响力衡量和管理的关键是能否形成逻辑闭环，数字不是最重要的。”

   导读   

   对话嘉宾   

骆潇濛：吉米这段经历算是给我打开了通往影响力投资的大门。

当时我跟联合创始人聊了很多中国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因此就迸发了创立吉米1这个想法，希望将更好的教育带给农村儿童。在我们萌发创立吉米这个想法后，我们遇到了纽约一个专门支持大学生做社会企业创业的公益组织——The Resolution Project。这个组织当时聚集了一批最早期探索影响力投资的金融人，在耳濡目染下我也接触到一些社企创业和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也开始了解影响力投资。

骆潇濛：我的第二段创业经历让我坚定地走上影响力投资道路。我是理工科背景出身，当时我希望把我的专业背景和自身的一些资源应用上，所以联合创立了一家聚焦形象设计的人工智能公司。当时形象设计只限于能承担得起一对一服务的中高端人群，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形象设计和定制化购物等服务普惠化，所以开发出虚拟形象设计师。

在这段创业中，我不可避免地跟时尚圈、人工智能圈和创业圈打交道。在跟时尚圈打交道的时候，时尚的概念一直困扰着我。从本质来说，时尚在助长人与人的隔阂，它在用不同的品牌和标志把人按阶层和经济水平分门别类。另外时尚行业也是第二大污染行业（在当时）。我不禁反复审视我们所做的事情除了商业上的收获以外，我们真正能成就什么？改变什么？

所以当我走到转型的节点，我还是希望能做一些会产生积极社会影响力的事情，也因此退出了这家公司，开始申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研究生，希望能对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力投资有更系统、更深入的认知。

骆潇濛：归根究底，我觉得追求社会影响力有意思，所以我才有动力做下去。如果一定要刨根问底的话，可能也受我的原生家庭影响。我的父亲很早就专注于清洁能源的研究方向，我的母亲也是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的第一位女博士，他们都是胸怀天下的人，也经常跟我聊一些社会议题。

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遭受校园霸凌，被一位男同学“揍”进医院，当时我爸妈没有要求打人者道歉或赔偿，反而是送了那个同学一套书。他们当时说校园霸凌不止是一个人的事，希望能通过教育和阅读影响这个孩子，从而希望能改变整个学校乃至社会的风气，从而创造没有霸凌、更加安全的校园环境。这件事情深刻地影响了我，提醒我不仅要关注个人，还要关注整个社会。

图源：联合国官网

骆潇濛：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让该关注影响力投资的人关注影响力投资。在中国，这些人就包括包括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者。只有他们关注了，中国的影响力投资才能真正做起来。

其实对标欧美的影响力投资发展历程，它们更多是资产所有者推动资产管理者的过程。从目前的国内市场反馈来看，还是有一些出资人愿意支持影响力投资的，但是它们支持的能力和财力也有限，所以中国还是在追求有有竞争力的市场回报的影响力投资。可能在美国这些影响力投资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投资者会愿意用保留本金或者低于市场回报率的收益，换取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现阶段禹闳的募资体量下，目标投资人更多还是财务型投资人或者产业型投资人，他们可能还没有到把影响力投资作为一个专门的资产类别来配置的阶段。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会把影响力投资归到大的风险投资或者股权投资的类别里面，那他们的投资逻辑跟普通的投资逻辑没有区别，还是看投资的行业和赛道，无论你追求的是不是普惠医疗或者优质教育，到最后他们都归类为医疗大健康赛道、教育赛道。所以我们在募资时，需要把赛道逻辑讲清楚。

「聚焦IMM工具」

骆潇濛：可能在欧美市场上，影响力出资人会关注影响力投资的方法论以及IMM是否专业，以及你每单位美元的投入是否能争取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回报。但在现阶段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市场，IMM在募资阶段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大家对影响力投资都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去给资金所有者讲我们如何评估和管理影响力，这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在投后的阶段，对于有强影响力诉求的出资人来说，能做出符合他们预期的影响力，肯定是一个加分项。

骆潇濛：其中一个方法是跟随国际潮流。禹闳在对标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和工具时，会对其进行本土化。我们最近也在开展一个循环经济领域的IMM项目，我们先把国际上比较公认的两套体系对照我国“十四五”规划，包括一些在循环经济领域的资源循环目标等，把这些体系本土化后，我们再去选取自己的核心影响力逻辑。

目前中国的IMM迭代更多依靠影响力投资机构的内驱力，需要我们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库，不断跟上国际更科学更标准化的工具。我们会关注GIIN的IRIS+影响力指标集，以及IMP2去年发布的如何衡量和比较影响力表现和财务表现的调研成果，包括国际上专注影响力投资的媒体Impact Alpha等，我们也保持密切的关注和沟通，从而跟上国际的整个发展方向。

骆潇濛：在我最初加入影响力投资的时候可能甚至没有IMM的概念，我记得当时市场上比较热门的是Acumen开发的那套Lean Data的影响力衡量体系（Impact Measurement），那个时候还不叫IMM。在这套体系开发之前，衡量某个公共政策或者公益项目是否有用，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随机对照使用。而Acumen的Lean data创立了一个低成本低任务量的影响力衡量方式，使社创者可以更好地去服务其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也让影响力投资人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从而协同达成更大的影响力。

接着就是GIIN推出IRIS1.0版本，到后面2019年GIIN推出了具有飞跃性突破的IRIS+3。IRIS+奠定了变革理论在影响力投资，尤其在IMM中的重要地位，并且IRIS+从原来500多个指标细化到在每个特定的影响力主题及其细分目标的10个左右最需要衡量的指标，再附加一些参考指标，大大缩减了大家在影响力衡量上的工作量。

后面，Y Analystics还推出影响力货币乘数（Impact Multiple of Money），以及哈佛商学院的George Serafeim教授研究的影响力货币化体系等工具。目前禹闳主要对标IRIS+和IMP的五大维度4。

骆潇濛：对于影响力投资人来说，单独看具体案例的影响力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按变革逻辑从全盘去看所投的项目是否能嵌入自己所布局的影响力投资生态中，并且整个生态协同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影响力投资效果。

以禹闳最近关注的精神疾病领域为例，我们先分析了中国精神疾病治疗领域存在的问题：首先我国精神疾病医疗从业者处于紧缺状态，其次精神疾病的诊疗其实更偏向主观，可能会出现用药不精准的问题，而精神药物服药期长且存在副作用大的可能，往往会加重精神病患者的负担。针对这两个问题，禹闳投资了国内精神健康领域唯一一家民营三甲医院，以及一家专注于精准医疗的科技公司——康黎医学（以下简称“康黎”），康黎通过基因检测进行个体化用药指导从而提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用药精准性和治疗效果。除此以外我们也投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精神疾病诊疗普惠化的科技公司等。我们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全盘投资决策，并且看该投资策略是否能串成一个影响力的闭环，这也是影响力投资跟主流投资区分开来的一个关键。

骆潇濛：2020年，禹闳发布了《中国影响力投资主题图谱（禹闳1.0）》（下称《图谱》），并在2021年初发布了禹闳的投资影响力报告，总结了我们这10年的影响力投资实践的一些心得。我们对每个行业进行了一个梳理：我们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怎样通过商业模式、资本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再在每个行业中选择一到两个案例，讲述案例层面的变革逻辑是什么。

比如上面提到的康黎，它想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精神疾病更依赖主观判断，用药加重精神病人病情的问题，我们在投资之前需要做大量的调研把背后的变革逻辑搭出来，我们不仅要从行业层面验证精神疾病领域对用药指导需求有多大；还要验证基因检测技术是否真的能有效指导用药，提升治疗精准性；我们甚至派人假装精神病患者去精神病医院看医生怎么给病患开药。在大量的研究和论证之后，我们得出用药指导确实是精神疾病领域的痛点，我们再对康黎进行投资和赋能。

所以每个影响力投资项目中的变革逻辑都是需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再搭建的，越宏大的问题往往需要越大量的研究。目前这块儿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骆潇濛：由于国情不同，国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往往都会伴随“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关于普及科普教育是否能提升高中毕业率的研究，GIIN的证据库里的论文可能更多引用的是在南美洲、非洲等国家的实验，而这个测试的结论不一定同样延伸适用到中国。

所以很多中国的社会问题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背后的变革逻辑，中国的影响力投资生态发展也需要一个类似GIIN的第三方平台，去做研究层面的赋能。

骆潇濛：我觉得还是要考虑清楚再选择加入，没有经过理智拷问的热情是不可信赖的。影响力投资既有其极富理想的一面，也存在着现实的困难。首先中国的影响力投资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除了要撬动资本投入以外，在实际的落地中也存在很多困难。另外，不同于创业者，影响力投资人是间接触碰所解决的问题和产生影响力，所以入门者也要考虑清楚自己想要参与的路径。在充分了解影响力投资的困难和挑战，以及自身的能力所在之后，还是决定要加入，那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骆潇濛：我觉得我在每个时间点都做了我当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最明智的选择。因为我是数据处理、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最好切入影响力投资领域的角度就是IMM，我也去到了我心目中做IMM最权威的地方——GIIN，然后再到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现在又来到中国影响力投资先行者之一的禹闳，我每一步都学到了很多。

唯一一点会给自己的建议就是希望能更早跟社投盟结缘。其实2017年我就关注到了社投盟，社投盟也是中国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前沿机构，当时有种相逢恨晚的感觉，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和更多同行者一起，携手推动中国影响力投资生态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