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社投盟研究院院长李文：做中国的ESG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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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11-07 23:01

导   读


中国的ESG投资及相关研究还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乏本土权威的ESG评级标准，义利评估模型（FIN-ESG Rating）的研发和应用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读数一帜》采访了参与义利评估模型研发的社投盟研究院院长李文女士，她将解读ESG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社投盟如何衍生出符合中国市场环境的评价标准。






2015年，倡导绿色发展的治国理念；2020年，推出“双碳”目标时间表；2021年，研究促进共同富裕……近年来，中国政府正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建设做出积极努力。然而，政府的力量远远不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势必要依靠实体企业与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以企业社会责任（CSR）为重要抓手，并日益聚焦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管理实践中来，成为多数国家推进企业履责的重要方式方法。
那么，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全球是否有统一的话语体系？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发展背景下逐渐明确的？相比欧美市场，中国的ESG投资及相关研究有何不同？义利评估模型（FIN-ESG Rating）是如何衡量企业的社会价值的？
为此，《读数一帜》采访了专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专家李文女士。李文在社投盟担任研究院院长，参与了义利评估模型的研发。作为行业资深专家，李文从实践出发，为我们详细阐述了她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见解。



以下为采访实录：
Q1: 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中，我们经常听到ESG与CSR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它们在中国又是如何发展的？
李文: ESG本身不是一个全新概念，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ESG跟两个概念密切相关：一个是本世纪初引入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十五六年前，在我开始做CSR研究的时候，ESG的议题就已经是CSR众多议题当中的三个关键议题了。另一个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它包括17项内容——消除贫困、消除饥饿、健康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工业创新、社会平等、永续社区、永续供求、气候行动、海洋环境、陆地生态、机构正义和全球伙伴。随着工业化时代企业的负面外部性影响日益严重，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人类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又不断地去探索新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联合国倡导商界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从原来相对模糊、宽泛的概念逐渐聚焦到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大核心议题上。
20世纪90年代，CSR在国际上开始流行，一些对供应链进行验厂的企业责任标准也开始出现。中国有一批企业在当时率先走出国门，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合作与国际并购活动中。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也随着国际合作产业链的延伸被重视和逐渐明确下来。
2008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央企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文件要求100家央企在三年之内全部编发社会责任报告。此后，中国的一些行业协会，比如纺织行业协会、电子行业协会、对外承包商协会等等，都开始纷纷制定能够引领业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引，鼓励企业编发社会责任报告，后来也称可持续发展报告。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鼓励和倡导企业履责。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广泛的话语权和国际认同，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国际合作进程中加强双方的互认互通。
虽然西方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起步较早，但其实我国在这方面的进步也很明显。以劳动保护和市场“双标”问题的解决为例：一些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后，曾存在环境污染和劳工权益方面采取“双标”的做法，引发过国内消费者和舆论的问责。2011年，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链管理问题也让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直接把官司打到了美国，乔布斯低下了头，最后实现了苹果在中国执行与国际市场统一的供应链绿色管理标准。
最近十多年，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明显提升。从政府到民间，从实体企业到金融机构，从研究机构到公益组织，从意见领袖到普罗大众，全社会都愈发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的综合社会贡献显著。应该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了全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促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转型升级发展中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中国政府提出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双碳”目标等，既是立足国情，也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建设中的积极贡献。

Q2: 国际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李文:近几十年来，企业发展的负外部性问题受到越来越多来自于政府监管方、消费者、非政府组织、企业股东和员工、社区、媒体等的共同关注。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系统性地探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也相继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研究和突破，比如利益相关方理论、社会绩效理论、企业社会价值、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等等。国际上，跨国公司中的先行者从上世纪末就开始编写发布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曾经认为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股东价值回报。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的商业规则。纵观历史，不难看出这种理论思潮对可持续发展的危害性。举例来说，美国曾经辉煌一时的能源巨人——安然公司，就因为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实行财务造假，最终走向破产。这一结果不仅导致大批员工失业，还引发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信任危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民间社会出现了大批维护劳动者权益、倡导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NGO)。这些NGO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讨论中，它们倡议企业不应该仅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应更多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外部性影响负责，担起对人、对社区、以及对环境的责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利益相关方理论等相关学说应运而生，猛烈地挑战了曾被商界奉为圭臬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
从2000年起，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简称ISO)经过10年的努力，联合了全球一百个国家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讨论制定出全球首份关于社会责任的标准文件——ISO 20006。至此，全球在话语体系上就统一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提出了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框架体系。在此之前，一百个人对CSR可能就有一百种理解和定义，这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发展和很多相关问题的解决。
简单说，让企业对各个利益相关方负责任的行为就叫企业社会责任。其中，利益相关方就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影响，而其行动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发展的那些对象，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员工、客户、监管机构、合作伙伴、社区，甚至生态环境等等。
上世纪末，第七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简称MDGs)。2015年，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从MDGs到SDGs，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变得愈加清晰，它们之间也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工作只依靠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找到一个更为有效的方法路径，那便是撬动商业的力量。政府更多负责的是二次分配，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仅仅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解决，余下的巨大资金缺口必然要靠社会资源来筹措。所以大家首先想到那些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它们不仅业务地域覆盖广，而且产业链条非常长，占据的各种资源都非常丰厚。如果它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可持续发展治理当中，那这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就会大幅增速。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开始推进企业履责运动，并将推进CSR发展作为重要抓手，日益将CSR聚焦到ESG管理实践上来。2005年之后，ESG逐渐成为金融创新的工具，进入商业领域，其中ESG评级成为快速撬动资本力量，影响投融资方向的助推器。

Q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投身可持续发展的事业中的？
李文：我所在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是国内首家致力于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创新型国际公益组织。社投盟刚开始就是1个人、2个人、3个人、4个人的创业组织，直到发展成一支二三十人的高效精干的赤子兵团。
2017年社投盟成立了社会价值评估标准工作委员会（简称：社标委）。我也是在那时候第一次与它结缘，并且深受团队成员正向有为的奉献精神鼓舞。社标委的专家们都在以“时间银行”的方式志愿支持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模型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推进。
就这样，天南地北、各行各业的一批专家在一起一坚持就是5年。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一起辩论，一起探讨和追求价值评估模型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市场的验证，一起探索企业价值评估的解决方案。2019年以后，这项研究成果就以《A股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报告—发现中国“义利99”》为名，成为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可持续发展蓝皮书系列之一。

Q4: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义利评估模型？
李文: 义利评估模型（FIN-ESG Rating）和指标体系，是将企业的综合价值用六大体系指标来进行衡量，即经济表现（Financial）、创新能力（Innovation）、价值准则（Norm）、 环境表现（Environmental）、社会表现（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前三大要素体系（FIN）侧重考察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业务实力、创新力及内部驱动力；后三大要素体系（ESG）则主要考察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维度上的表现，包括其在相关方面的风险识别和防控能力，及其商业活动产生的正、负外部性。盟浪用义利评估模型对A股上市公司沪深300进行评级评价，预计在年内评估范围将扩大到中证500上市公司，并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全A股覆盖。
总体来看，义利评估模型有以下四大特点：
第一，国际主流ESG评级主要聚焦评估企业面临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风险敞口，即ESG风控管理，而以“义利”之间辩证关系为逻辑起点的义利评估模型，则不只是关注和考察企业商业活动的外部性影响，还注重企业自我可持续发展的内动力及实力的考量。模型融合了中华传统儒商智慧，兼顾“义利”，认同义、利之间可以转化和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强调商业运营中可以实现“好人做好事得好报”的逻辑闭环，将ESG风险防控与成本投入与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机遇和新商机进行了有机结合。
第二，义利评估模型无论是在模型结构、指标体系、还是评分方法上，都融合了西方ESG评级的科学内核，又因地制宜地兼顾了中国的国情和企情。该模型系统梳理和厘清了企业价值评估的各类细化指标1000多个，然后按照六大类五个层级进行构建和评价，以确保评估模型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第三，义利评估模型从FIN-ESG六大维度出发，与国际评级机构仅关注企业在ESG议题上的表现，极少考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意愿和负责任价值观以及创新模式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它是一种能对企业价值观驱动力、发展方式转化力，以及综合绩效实现能力进行系统考量的评估方法，注重测度和发现“长跑冠军”，可以说是一种更好的ESG评估。
第四，义利评估模型构建了通用性评估指标体系，并根据申万行业分类，形成了针对28个一级行业进行差异化评估的系列评估子模型，大大提升了模型的行业区分度和评估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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