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投资前沿论坛回顾｜绿色金融与绿色治理

图为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现场演讲

以下内容根据李维安先生在本次论坛中的演讲精编整理：

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ESG系列活动。

最近国务院提出了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证监会也开始推进公司治理的专项行动。可见公司治理是关键，上市公司的核心、上市公司质量的基础是公司治理。

在这个背景下我给大家讲四个问题，一是绿色金融发展的瓶颈，二是绿色治理的理念、准则和评价，三是如何以绿色治理提升绿色金融，最后绿色治理能带来什么。

这次疫情给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很多启示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我认为是绿色发展成为共识。

我们讲的绿色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认为是环境问题，一讲绿色金融，往往从环保的角度，这是对的，但包括的面太窄了。我们从国内几次党代会看，从世界各类趋势看，包括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疫情前180多家大公司CEO宣布的公司目标，从原来的股东利益，到利益相关者，最后扩充到美好社会。绿色发展不只是环境问题，提出ESG也是这个原因。

绿色发展金融先行，绿色基金、绿色信贷等搞得最早。我们把绿色金融定义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绿色金融这些年初见成效，但是这和我们讲的普惠金融是什么关系？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指出“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普惠就是要解决金融鸿沟，不能只锦上添花，还要雪中送炭。由此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绿色金融解决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普惠金融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提出来？我们原来对绿色的理解太片面，仅仅理解成环境问题，有些东西说明不了。举个例子，周六就要发布今年的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数，有些上市公司虽然在绿色行业，干着绿色的事情，却是“黑色企业”。绿色行业中为什么有“黑色企业”？按以前的环保评价是评价不出来的，还得支持它优先发展，这个就带来问题了。再一个问题，金融机构包括投资机构本身是否绿色。我刚才讲金融机构推动ESG，推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是以治理者的身份来推动。金融机构本身是否绿色，将影响其作为治理者的功能发挥。

目前金融机构作为治理者，是存在很大风险的。金融风险的基础是治理风险。公司治理的转型是从行政型转向经济型，我们现在处在行政经济型治理的阶段，这个阶段有很多问题是双面的。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的大部分金融机构的大股东是超级股东。为什么叫超级股东？政监资合一，这实际上带来很多治理困境，所以我们提出政资分离、监资分离，政和监分离。因此我们讲绿色升级，包括ESG的关键就是绿色治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可以看到从绿色经济、绿色增长、绿色管理，到绿色金融、绿色基金、绿色信贷等等，都是在管理层面。需要上升到治理层面，而问题是原来的治理观统领不了现在的绿色金融、ESG等。在此背景下，我们提出了绿色治理。

这些年“治理”、“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ESG”等，一个个新名词出来，实际上都是公司治理的扩展。

最开始我们谈所有和控制的关系，股东和高管之间的关系，因此要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我们用委托代理理论来分析。进一步发展，这个圆扩展了，“利益相关者”进来了。再发展到“社会”进来了，讲社会责任了，但没有否定前面的。举个例子，最早提社会责任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社会责任就是捐款铺路、做慈善，不少民营企业被评为慈善榜多少名，但经社会责任一认证，结果却不合格。为什么呢？国际标准组织的社会责任认证，第一个是看对员工的责任，员工的劳动条件等。一些公司员工“996”加班都不给钱，这叫社会责任？第二个是对客户责任，不能粗制滥造，社会为什么让你公司存在？是要提供健康满意的产品或服务，而非造假掺假。第三步才上到社会层面，捐赠慈善等等。如果前面的都做不到，后面的也仅是做的表面文章。

我们现在到了绿色治理或者ESG时期，把自然也包括进来了，要善待环境自然，前面是递加的。公司治理进入这个阶段，从治理角度讲就是绿色治理。概念的边界不断扩大，最核心的是包容性。首先是对自然包容，为什么这里不说“环境”，而是“自然”？因为仅考虑人为中心发展的条件才叫环境，现在是人类和自然的平等博弈，需要考虑自然的感受。我们经常讲环境友好型，自然友好型，但是对自己的员工、客户或者社区不友好，也不是真正的友好。

绿色治理的基本假设是人的需求欲望的无限与环境的可承载性的关系。举个例子，京津冀地区有些钢铁厂是达标的，但一定时期还是要限产。这就是考虑环境的可承载性。绿色治理的理念，我2016年就在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讲了，包括绿色治理的模式、路径、理论框架等。我们提出了理念，但还缺一个全球标准。2017年第九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我们课题组研讨推出全球首份绿色治理准则。因为绿色治理涉及到自然、环境，是一个公共池，外部性很强。绿色治理的主体涉及到政府是政策供给者，企业是关键行动者，社会组织是倡议督导者，公众是参与者，所以绿色治理需要全员发动，它的外部性很强，如果自然环境改善了，大家都受益，所以成本应该由社会承担。

有了标准之后，我们对绿色治理进行评价。四大评价维度分别是绿色治理架构、绿色治理机制、绿色治理效能和绿色治理责任，然后是十二项评价要素，在由一定三级的评定指标构成。我们评了三年，今年评价结果周六将在北京发布，评价样本包括987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其中主板最多，653家，中小板160家，创业板74家，科创板8家，金融机构共92家。绿色治理水平整体比较低，但比2019年提升了0.27。

从我们的评价结果看，金融机构的绿色治理水平相对较低，得分是55.78。金融机构在绿色治理架构、机制上存在较大差距，绿色治理责任比去年有所下降。金融机构自身不够绿色，已成为阻碍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绿色金融的提升要靠绿色治理。一是金融机构本身的绿色治理的建设。二是不光提出绿色投资标准，也要要提出金融机构绿色治理准则。三是以绿色治理理念统筹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协调发展。四是推动第三方开展绿色治理评价。

金融机构如何提升绿色治理水平？

一是搭建绿色治理架构。包括坚持绿色理念与战略，实施绿色组织与运行。例如广发银行绿色金融发展战略：以“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高标准设计、坚持循规律推进”为原则，实现业务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双重目标。

二是完善绿色治理机制。开展绿色投融资和绿色行政。例如新加坡星展银行根据监管机构公布的节能环保和/或黑名单等相关文件，制定了“合规警示名单”。

三是提升绿色治理效能。包括开展绿色减排和循环利用。例如，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向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15 亿元，支持企业提升固废处理及综合利用能力。

四是承担绿色治理责任。包括积极进行绿色公益和绿色信息披露。例如建设银行2018年启动共享网点服务资源，为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交通警察、快递员、志愿者等户外工作者、老弱病残孕等不同群体提供多种便民惠民服务。

最后绿色治理能带来什么？这些年ESG得到了推广和发展，国际和国内也有很多ESG评价指标体系。但现有的ESG评价需要升级，我们的建议就是升级到绿色治理。原因有三点。第一，ESG即环境、社会和治理，重视环境与社会的治理本质上就是绿色治理。第二，ESG现在主要服务于金融机构，投资标的的评价，侧重投资决策，我们说ESG不能是单向的，金融机构本身也要评价。第三，ESG的指标体系主要基于成熟市场的公司治理特点，缺乏对中国企业ESG的了解，刻画得不够准确。

举个例子，我国证券基金业协会推出的《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中治理维度一半都是财务指标，G的指标颗粒太粗。同样，国际评价指标中G的评价，很多是针对成熟公司治理环境而言，更注重往创新上发展，而我们还有很多基础需要完善。

所以我们在绿色治理评价的基础上开发绿色治理指数。该指数以沪深两市多年全样本的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和上市公司绿色治理指数为数据支撑，参考国内外现有ESG评价方法和指标设计，充分考虑当前治理规则和上市公司实践发展的需求，专门为深交所上市公司设计开发了绿色治理指数（980058），是ESG指数的升级版。与已有ESG评价体系相比，该指数的特点在于理念统领、指标综合和更加贴近中国现行公司治理实际情况。

2017年12月29日至2020年8月底，绿色治理指数实现累计收益41.1%，高于同期沪深300和国证A指19.5%的累计收益。自2020年9月28日正式上线以来，截至11月23日，绿色治理指数实现13.43%的增长，超过同期深圳成指和沪深300的增长水平（分别为9.36%和9.23%）。说明投资者为绿色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支付了溢价。

通过绿色治理，从理论、标准、准则、评价到指数，实际上回应了国家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也和国际接轨。股价指数实现了绿色治理从理论到研究创新、价值创新的一个闭环。我们希望通过凸显绿色治理溢价，以经济回报逐步推动金融机构积极践行绿色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为资本市场增加更多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