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推动影响力投资，我们需要做5件事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影响力投资是追求正面积极的财务回报的同时,也要有显著积极的社会影响的投资行为，它介于传统的公益慈善和商业投资之间。影响力投资必须在兼顾良好的财务回报的同时，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现在社会影响正逐步被量化。

我觉得，影响力投资是公益金融的一个重要内容。

公益金融是商业文明和公益理念的结合，是公益发展到今天一种新的趋势和新的创新。具体来说，就是用现代企业的办法管理公益组织，用市场的方式配置公益资源，用金融的手段实现公益的目的。

这可能和过去的传统金融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是当今世界公益发展的最新形式，是公益慈善领域的重大创新，也是我们投资金融领域的新的潮流。

我们既要有良好的财务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要有非常好的社会影响力，才能使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如果按照原来那种传统的公益，我们很难吸收到优秀的人才，那么公益慈善事业就很难可持续发展。

公益金融、影响力投资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既是当今社会人性向善、商业向善和金融向善的必然结果，也与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相符合。

首先，公益金融包括影响力投资、影响力债券、公益创投、慈善信托、社会企业、普惠金融等等方面。它是全球范围内公益慈善的最新观念和创新。公益金融的产生是和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关的，也是公益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公益金融是生产力、经济和科技发展到今天的一种必然趋势。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力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从公益慈善发展的世界历史看，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形式的公益慈善。

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至今，我们称之为新公益时代，其核心内涵是商业模式被引入公益领域，本质是公益与金融的结合，最明显的趋势是影响力投资的快速发展。

为什么出现这种新公益的形式？近20年，全球经济增长得非常快，与此同时，财富的积聚也很快。苹果公司在不到20年，市值达到约800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尼西亚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的腾讯在去年11月时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在过去12年的时间增长了656倍，它的市值相当于一些中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富可敌国。

全球经济和财富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那就是科技革命、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和全球化。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出现越来越多的成长中的烦恼，这包括生态环境的恶化、环境的破坏、贫富差距的加大、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增多，同时也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应对这些社会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联合国制定了一个2030年可持续发展（SDG）的计划。据保守估计，单是帮助全球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联合国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全球慈善界在2030 年前，每年将需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 3.9万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而目前公共和私人部门每年在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仅为1.4万亿美元，还存在2.5万亿美元的缺口。如果不借助引入金融资本，单靠传统的公益捐赠显然无法满足新的公益资金需求。

我觉得影响力投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财富的增长引起社会问题，需要从财富本身解决。影响力投资、公益金融是当今社会人性向善、商业向善和金融向善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如果当一个企业或一笔投资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并且越来越多的投资和企业都效仿，那么这个缺口肯定就会缩小。

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金融能否成为一个向善的力量？金融能不能解决刚才讲到的这些问题？

多少年来，一读到金融，很容易想到华尔街，想到《华尔街》中股市大亨戈登，《华尔街之狼》贝尔福特，一味贪得无厌的银行家。

戈登说，“我曾经说过，贪婪是个好事。现在看来，正是贪婪让这个国家的政府在9ž11之后把利率降到1%。”在人们的眼里，金融与贪婪与经济危机联在一起。特别这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世界陷入巨大的经济灾难的泥潭。

金融危机需要找一只替罪羊。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将仇敌具体化，将被谴责的实体概念化。因此，将华尔街的银行家描述为一群“邪恶的人”，就能对一些人起到安抚作用。

2009年2月，时代周刊发布了一个稿件，这个稿件题目叫《金融危机和25个主要罪人》，排在第三位的是美国前联邦会主席格林斯潘，当时已经是83岁了。

在《滚石》杂志里，世界上最强大的投资银行是一只戴着人形面具的巨大的吸血乌贼。这些吸血、吸钱的乌贼就是在经历金融危机以后人们眼里对金融家的印象。

要分析金融向善，首先要分析商业向善。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商业向善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上分析这种潮流的出现。可以看到，商业逐渐从最大化股东利益向创造社会价值的利益相关方利益转变。

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在转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ž弗里德曼1970年在《纽约时报》发布文章，认为“企业管理者对股东负责，股东利益就是利润”，企业管理者的特长是赚取利润而非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企业为慈善事业捐赠不符合社会自由的原则。这种理论观点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或许代替了主流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另一位诺奖获得者肯尼斯ž阿罗认为弗里德曼的假设存在漏洞：这些假设忽略甚至否定了部分企业寻求社会和环境好的事实。阿罗认为，企业应习惯相应的社会责任。

一方面，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或其产品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比如农药虽然可以杀死害虫，但也可能消灭益虫和破坏土壤环境。这些后果谁来承担呢？所以，企业有责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每个行业的生产力不对称。如果一味追求利润，势必造成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形成贫富差距悬殊。

第三位学者是爱德华ž弗里曼，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研究商业伦理。他认为“在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个体是无法生存的，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要同周围的人和事物产生关系”。

因此，企业需要处理好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关方包括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等）

以上是理论界对商业向善的看法。从实践的角度看，商业向善可追溯到一两千年前的宗教时代。

比如，《古兰经》中提到借款人不能收利息；如今伊斯兰国家，贷款的利息还是比较低的。佛教对人们如何对待金钱也有类似的观点。释迦牟尼认为，人们实际能支配的财富只有五分之一，其余的要交税、施舍、赠与。人不能为牟取暴利铤而走险。

关于基督教，1760年，卫理派创始人卫斯理说，人们在赚钱时不能伤害他人的心灵、健康和财富，不能投资战争、烟酒等“邪恶”贸易。这些证明，在古代，商业向善的观念已出现。在中国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观念。

20世纪中叶，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ž路德ž金发起蒙哥马利巴士抵制等一系列人权运动，是典型的消费者迫使企业在消费者权益方面履行社会责任的案例。

另一个例子是越战时期，一些美国公司生产投入战争的化学品，如凝固汽油弹。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张照片，一名越南女童背部被凝固汽油弹大面积烧伤。这件事引起社会对战争的极大反感，人们开始抵制这家公司的股票，迫使它减少或停止生产这些产品。

黄功1972年拍摄 《战火中的女孩》

所以，社会责任、社会价值越来越被广大社会所接受。

从80年代到本世纪初，责任投资、可持续发展投资陆续出现。部分企业家开始注重在投资及生产过程中避免产生不良的社会和环境后果，直接把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治理作为商业决策的重要因素。

2004年，联合国推出非强制的责任投资原则，为企业“不作恶”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马蔚华 在金融时报“投向美好亚洲”论坛演讲

马蔚华 于2017年“义利99”发布会上的讲话

点击了解“义利99”：

马蔚华：社会价值评估体系应该成为投资者价值发现的工具 | 发现中国“义利99”

义利99 | 白虹：货币选票投向越积德越赚钱的中国企业

商业向善为金融向善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因为金融本质也是商业，只是金融向善会使前所未有地极大加快商业向善的规模和力度。

我们也看到，很多美国的影响力投资机构的高管都是从华尔街来的，所以我们说，公益金融、影响力投资的产生是当今社会人性向善、商业向善和金融向善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我们过去说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现在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经济发展方式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影响力投资既符合中国十九大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也符合中共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精神。

总之，影响力投资以更具人文关怀和可持续发展的姿态，架起了投资回报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共赢桥梁。

我认为，在亚洲、在中国推动影响力投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际大势所趋。推动影响力投资，我们需要做五件事，那就是构建理念、培养人才、构建生态体系、建立标准和国际交流。

为了培养国际公益领域人才，比尔·盖茨、瑞·达理欧、牛根生、何巧女、叶庆均等五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成立了国际公益学院。国际公益学院研究人才的需求，人才的需求是未来的，所以专门设立了一个公益金融中心，我作为学院董事会主席亲自兼任公益金融中心主任。

我们大力倡导公益金融理念，同时还把国际上最顶级的影响力投资专家请过来，希望培养中国公益金融的领军人才，去年办了第一期公益金融高级研修班，现在正编写中国第一本公益金融专题教材。

我们也在研究制定中国的影响力投资标准，根据国际的标准，结合中国的情况，制定我们的标准。我们要构建影响力投资的生态体系，其中既要有主体，也要有各种方面的支持，比如中介机构、法律、智库等支持机构。

我们正在协助深圳市福田区在未来五年打造公益金融之都和社会影响力投资高地。国际公益学院去年12月在深圳举办了国际公益金融峰会暨首届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论坛，在会议上发布了《福田区打造影响力投资高地的意见》文件。

去年有超过40位外国嘉宾参加，会议相当成功。当天有70多家国内外知名机构，包括国外有名的基金会，像福特基金会，当场决定加入我们倡导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共识”（也称“香蜜湖共识”）。

今年9月我们还会继续办峰会，我们欢迎国际朋友来交流经验，也欢迎大家来中国做影响力投资。

我觉得，影响力投资是一个即将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它不仅推动金融向善，投资的眼光从短期收益转向长远收益、从单纯的财务收益转向社会和环境收益，而且促使传统金融投资理论推陈出新。希望我们投资界的朋友投入到影响力投资这个伟大的潮流中，共同推动资本向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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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论坛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社投盟秘书长白虹也受邀参加了圆桌讨论。

卢迈认为,社会价值投资是一种追求社会价值并兼顾经济回报的投资形式，经过10年的发展，很多国际组织、政府和企业都加入了这方面的探索。在中国也是有强烈需求、有发展潜力的投资形式。

社投盟秘书长白虹在会上提到,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社会价值投资或影响力投资面临着3大挑战：

一是缺乏使商业界和公益界有效沟通的共用语言，即对商业界关注的经济效应、公益界呼吁的社会和环境效应，应有综合量化评估的方法和工具。

二是缺乏有竞争力的投资标的，社创独角兽的缺位，迫使投资人在义利之间玩零和游戏。

三是缺乏引爆主流的投资规模，碎片化的、小体量的投资使社会价值或影响力投资在投资领域处于边缘、小众的地位。

而破局之道就是回归价值! 不论是企业所创造的经济效应，还是外部效应(社会福祉和环境保护)，都是”价值”，都有”价值链”，都遵循”价值创造、管理、评估和变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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